人类的出生地《圣经·创世记》中说，上帝把男子亚当放在伊甸园的东部。在发现了不少现存最早《圣经》抄本的死海洞穴以东，是伊拉克和肥沃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说死海古卷作者所记录的民族之起源就在此地，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这是苏美尔的肥沃土地，在苏美尔传说中是由神恩基（Enki）和宁胡尔萨格（Ninhursag）创造的。有记载的最早文字苏美尔文就出自这一地区。但是，《圣经》作者们弄错了人类进化源头的方位，除非他们指的是农业人类。农业起源地中的确有一个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附近。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留下的最早踪迹，位于中东以南公里的埃塞俄比亚南部。这些踪迹是些将近20万年前的骨头。后面关于人类起源的遗传学工作就囊括了这个年代。我后续将提及的其他遗传学研究表明，来自埃塞俄比亚附近某地的人类，本质上已经无异于我们这些完全现代人。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创造我们人类，用的是非洲“地上的尘土”（《创世记》2：7）。我们都是非洲人。所有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画都应该将他们表现为非洲人，而不是通常画的白种人。如果20万年前的古人类身穿现代衣服，出现在我们的街头，恐怕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都不会多看他们一眼。然而，这些古人类的骨骼却和我们略有不同。用详细的科学语言（科学行话拉丁语）描述，这些差异在所谓的枕骨圆枕（occipitaltorus）、顶间龙骨（interparietalkeel）、犬齿窝（caninefossa）等处。对于外行来说，古人类区别于我们头骨相对明显的特征之一可能是眉脊突出。而且，他们胳膊和腿的骨头比我们的更强壮。根据这些细微的差别，人类学家区分出了早期现代人和完全现代人（晚期现代人）。然而，用术语来说他们都被认为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不同作者笔下的“人类”一词含义可能不同。科学家用双名法（属名+种名）来描述所有的动物（和植物）。这些双名往往是拉丁语或希腊语，或两者都有。本书所有的读者都是完全的现代人类，是智人（Homosapiens）。我们属于人属（Homo）、智人种（sapiens）。Homo在拉丁语中是“人”的意思，sapiens在拉丁语中是“智慧”的意思。我们是“智慧的人”。这个双名中的sapiens这个部分是我们所独有的。除我们之外，不存在其他被我们称为Homosapiens的物种。所以我说“人类”时，指的仅仅是智人（我们）。然而，科学家们也承认和命名了其他几个人属物种。这个地方容易发生混淆，因为一些科学家用“人”这个词来指代所有这些物种。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属（Homo）物种都是人。所以，尼安德特人（拼写为Neanderthal或Neandertal，学名Homoneanderthalensis）是人，更早的海德堡人（Homoheidelbergensis）、直立人（Homoerectus）、匠人（Homoergaster）、鲁道夫人（Homorudolfensis）和能人（Homohabilis）也都是人。如果所有这些都是“人”，那我们自己——智人（Homosapiens）的恰当称谓就应该是“完全现代人”。在人属出现之前，生活着一些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物种，其中一个很可能是后来人属物种的祖先。Australopithecus是拉丁语和希腊语中的“南猿”，这样称呼是因其第一块化石见于南非。有充分的理由称这个属的物种为猿。南方古猿的大脑仅比黑猩猩的大一点点。然而，南方古猿肯定是我们的祖先之一，和我们的近缘程度肯定胜过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猿，即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祖先。首先，南方古猿是用双脚行走的。因此所有南方古猿属的物种，所有其他的人属的物种，以及人类都被归为“人族”（hominin）。我们都是人族。据我们所知，人族的南方古猿属只生活在非洲。它出现于约万年前，生存了万年。南方古猿可能使用了石器，但科学家还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南方古猿真的制造了石器。我们知道的是，直到我们的祖先进化为能人，他们才开始制造石器，时间也许是万年前。事实上，人类学家把能人归入人属而非南方古猿属，部分原因是存在能人制造石器的证据。同时，从能人开始，我们祖先的大脑容量才开始明显超过黑猩猩的大脑容量。从那时起，大脑开始迅速增大。拥有最大大脑的是尼安德特人，但是他们的体重也超过现代人类。大象的大脑也比人类大。想比较不同物种的大脑大小，就需要结合它们身体的大小来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身体较大的，大脑也较大。从平均脑容量和平均体型比来看，在所有的人族物种中，我们现代人类的大脑最大。科学家把大脑容量和身体大小的比值称作“脑形成商数”。人类的谱系。条杠长度表示该物种存续的时间。阴影表示他们生活的地方。请注意，所有最早物种都起源于非洲——如果认为直立人是后来的匠人，那么直立人也起源于非洲。制作：约翰·达文特。图片来源：EarlyAustralopithecus-B.阿洛夫（B.Eloff）；L.伯杰（L.Berger）；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WitsUniv），维基共享资源；A./H.habilis-Daderot，（Daderot）维基共享资源这个描述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似乎每个人都认可。但事实上，科学家们总是有争论的。就像我刚开始说的，我们往往在术语使用上就不一致。你会发现，有些人把尼安德特人计入智人，很多人把能人称为能猿（Australopithecushabilis），而非能人（Homohabilis）。科学家甚至不能统一他们称呼现代人类的术语。例如，有些学者把“现代”留给距今约5万年以来的人类，而这之前的属于“早期现代人”。同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又有了新发现和新争论，因而我们所知祖先及其近亲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化。科学的本质正是如此。例如，年，第比利斯的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馆长戴维·洛尔德基帕尼泽（DavidLordkipanidze）的团队出版了一本书，描述了格鲁吉亚南部重要的德马尼西（Dmanisi）遗迹发现的一个新的直立人头骨，此地就在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的边境以北。头骨的年代距今近万年，是那里发现的最完整的头骨。事实上，这是人们迄今发现的同年代头骨中最完整的。结果人们发现，这个新头骨和该遗迹的其他4个头骨彼此之间很不一样，假如这些头骨是在非洲的不同地点被发现的，头骨的主人就可能会被划归不同的物种。不过，洛尔德基帕尼泽及其团队表明，这区区5个头骨代表的“德马尼西人群”中的差异性，和我们在现代人类中见到的一样，也和两种现代黑猩猩中任何一种之内的变异一样。这还是现在只有5个头骨的情况，请设想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样本，那会有多少变异！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不得不重新思考非洲人类物种的数量。大约万年前在那里生存的，也许只是一个物种——直立人，而不是一些人类学家认为的3个或更多的物种。写刚才这几段话，主要是为了强调，虽然教科书把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识呈现得像是有条有理的事实列表，但科学并没有那么简单。科学是朝向认识的探索。科学是收集证据来检验当前解释是否正确或是否有可能正确的这样一个过程。科学是关于世界的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有可能被证明是错的（即所谓的可证伪性）。科学是一种方法，而不只是一种目的。科学家仍在收集信息，研究这些信息能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很多时候科学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如果新的数据和想法被证明好于旧的，那么旧的最终就会消失。若我们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并认可某些解释比其他解释产生的问题更少，我们大多数人最终就会得出一些同样的观点。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知识。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我们知道我们是进化的。但我们通常的状态是在努力研究，走向知识。在这整个探索过程中，现有观点将不断得到补充、调整、改变，或是受到拒斥。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在世界各地分布的，回到生物地理学上来。在前面几个段落提到的人族列表中，只有海德堡人、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是离开非洲或者说生活在非洲之外的。所有的南方古猿属物种都只生活在非洲。至少，古人类学家只在这块大陆上发现了它们遗留的化石。就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人属物种能人也只生活在非洲。目前最早的智人化石来自非洲。与人类最相近的猿类、大猩猩和黑猩猩，都只生活在非洲。是某个非洲猿物种的精子或卵子发生了一个突变，才开始了最终演化出我们的漫长历史传承线。“伊甸园”不在中东以东，而是在非洲，更准确地说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至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哪个地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人认为，人类起源于最早发现人类遗骨的地方——埃塞俄比亚。还有些人根据遗传证据，提出应该是喀麦隆地区。然而，也有人基于遗传证据，认为是非洲南部。但是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开始于20万年前的过程。即使在年中，人和他们的基因也可以迁徙万千公里。因此，在最早现代人类出现（当然，这个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很多人，即很多基因）的1万年之后，人们不断地迁徙和繁衍，他们及其后代又迁徙和繁衍。那么，试图在非洲辨别出人类起源的一个精确区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也许可以完成。分析非洲南部科伊桑人（Khoi-San，也称Khoe-San，Khwe，Khoi，Kxoe）狩猎采集者的基因组成，结果表明，他们可能是一些最早非洲人的后裔。有些人认为非洲南部是人类的发源地，就是以该发现为证据之一的。但也许科伊桑人并不总是生活在非洲南部。我们知道，因为之后来了一些牧民和农民（包括某些欧洲人），所以狩猎采集者已经被边缘化到一些最贫瘠的土地上了。科伊桑人可能是被这些后来者从非洲东部赶到南部的，对吗？事实上有这种可能，但遗传证据显示他们并不是。如果他们曾遭到驱赶，那么正如布伦娜·亨（BrennaHenn）和她的同事们所指出的，非洲东部狩猎采集者人群在遗传多样性方面，就应该超过非洲南部的狩猎采集者人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并不是说没有人从非洲东部迁徙出来，后面再一次提到“种族”这个话题时，我将论述这一点。然而，上述遗传学证据，迄今为止都来自仍然生活在非洲东、南部的人群。如果非洲东部科伊桑人灭绝或几近灭绝——也许被散布的班图人（Bantu）淘汰出局，那会怎么样呢？我们是否可能就无法在东非土著狩猎采集者中发现巨大的遗传多样性？换句话说，只研究如今存活的人群基因，恐怕无法就起源地究竟位于非洲南部何处得出确切结论。人类并不是我们进化谱系中第一个离开非洲的。至少有其他两个人族物种先于我们离开了非洲。最新命名的先驱人（Homoantecessor）可能是海德堡人的一种，他们大约在80万年前离开了非洲，这一判断来自欧洲最早的遗存。事实上，先驱人/海德堡人在北半球的温暖时期抵达了英国南部。但温暖只是相对的，冬天仍然黑暗而寒冷，气温一定曾低至冰点。欧洲和西亚著名的尼安德特人很可能是从先驱人/海德堡人中分化出来的。然后，当然我们最近在亚欧大陆（欧洲和亚洲大陆）很可能发现了曾存在的另一个人族物种——丹尼索瓦人（Denisovahominin），甚至可能还有另一个。在先驱人/海德堡人离开非洲的万年前，直立人就已离开了非洲。我已经提到过，我们是通过格鲁吉亚中南部德马尼西这个绝佳的考古遗址得知这些的。事实上，直立人的分布远至中国东部。《圣经》认为（神创论者也因此认为），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是人类散居的开始。《圣经》并没有直接说他们去了哪里。事实上，迄今为止，非洲以外最早的人类迹象是中东（包括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在内）考古遗址中的一些石器和骨头。它们大约有12.5万年的历史。不过，5万年之后，人类似乎就从中东消失了。如果是这样，他们或者是在那里死绝了，或者是退回了非洲，或者向前迁徙到达了南亚的西部。我们几乎没有进一步证据来证明三种情况中究竟哪一种发生了。一些人认为，迫使人类退出中东的原因是冰期及其带来的干旱。不过，寒冷诱发死亡或撤退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现代人离开中东时，尼安德特人却进入了中东。例如，克里斯廷·哈林（KristinHallin）和她的合著者说，尼安德特人在6万年前仍留在以色列。而如果尼安德特人都可以生活在那里，那文化和工具比他们更先进的我们人类，为什么不可以生活在那里呢？这个问题的确问到了点子上，因为6万年前的环境，其湿润程度看来要胜过约10万年前人类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会更适宜人类居住。当然，就像一句著名的谚语所说，“没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没有”——刚入行的侦探也受过这句话的教育。首先，骨头成为化石的机会很小，它们需要不受环境（如鬣狗或洪水）的干扰，需要保持完好无损，而暖湿环境不利于化石保存，比不上干冷的环境。为了保持原状，遗骸最好是能被埋起来。如果骨头的确未受干扰，保持完好，接下来还必须有“良好的化学条件”来将构成它们的磷酸钙复合物（严格来说是羟基磷酸钙）转变成更持久的化学物质，例如碳酸钙（又称方解石）。然后，这些化石还需要幸运地得见天日才能为我们所知。而对化石搜寻者来说，中东并不是一个容易发现化石的地方。总之，如果我们以后发现证据表明人类其实并没有离开中东，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接下来人类在中东的迹象（换言之，人类在非洲以外生活的迹象）出现在6万年前，加减年左右。经过这一次散居，人类迁徙到了世界各地。人类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不得不假设，更好的工具和技能，使我们甚至可以应对比先前阻碍我们迁徙的环境更恶劣的环境。我会在第6章讨论阻碍人类全球流动的问题。是什么促使人类走出非洲的？许多人认为，是因为非洲大陆变得干燥了。然而，大约12.5万年前，人类第一次离开非洲时，世界正处于两个冰期之间。非洲像现在一样温暖、湿润。刚果盆地中广大的热带森林，说明了现在的非洲大陆是多么温暖湿润——如果没有充足的雨水，就不可能有茂密的绿色热带森林。当然，众所周知，世界随后迅速进入一个主要冰期——末次冰盛期。这个时期结束时，非洲森林几乎消失，沙漠大肆扩张。但如果6万年前末次冰期中的干旱迫使我们走出非洲，那为什么没有证据表明2.5万年前的冰期盛期，非洲应是最干旱的时候，有移民数量激增的情况呢？来自马拉维湖底大约7万年前的沉积物，构成了反驳干旱迁徙假说的证据。当时距人类终于离开非洲只有区区几千年。沉积物表明，当时的气候变得更加湿润，换句话说，更有利于人类生存。这些证据引发了一个猜想：刺激我们走出非洲的因素，实际上是随之而起的人口增长。我认为这个假设更加合理。的确，如果另有出路，动物和人类都会离开糟糕的环境。但是，就人类运动的范围来看，人类可能一天最多走20公里，在这个范围内，这里不好过，那里的情况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换句话说，这种情况下即使顺利迁移，也很可能无法生存。另一种情况则不同。如果这里是一片青青田野，那么在地平线之外也很可能有片绿色的希望土地。所以，既然有人口压力，为什么不搬到那里呢？事实上，安德斯·埃里克森（AndersEriksson）和其他8个人的研究似乎证实了这个想法。他们将两个要素联系起来，一个是植物的高生长率[科学行话叫“高生产力”（highproductivity）]，一个是人口规模，以及人口达到一个阈值密度后向新地区的扩张。为了模拟人类全球迁徙的时间和地点，他们利用了来自世界各地51个人群的遗传相似性和差异数据。他们通过这些比较画出了一个人类活动分支树，不仅有树的形状，还有分支生长的时间。我将在第4章详细解释基因树的制作过程。这一模型计算出的人类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年代颇符合考古记录，只有两处例外。模型中人类到达西欧的年代太早了，被定在了6万年前而非4.5万年前，到达南美洲南部的年代又太晚了，变成了年前而不是1.5万年前。就像所有科学解释一样，模型应该尽可能简单。这个由埃里克森团队提出的模型就十分简单。同时，简单模型必然会省略一些潜在的重要因素。建模者试图用最简单的假说来解释最大比例的事实。在此例中，他们模型表现的人类在南美洲南部姗姗来迟，也许可以用人类食用海产这个因素来解释。埃里克森的模型仅用植物生长来测算环境的宜人程度，因而忽略了海产这类食物来源。撒哈拉沙漠的一些地方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但其红海沿岸的东部海滨，则可能非常适合食用贝类的人类居住。埃里克森的研究没有模拟人类12万年前在非洲的流动，因为那时的气候信息不够详细。在那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些微小的变动，例如撒哈拉沙漠的扩张和收缩。相比之下，玛格丽特·布洛梅（MargaretBlome）和她的同事们认为，从一项十分详细的研究看，15万年前，非洲各地的气候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得很不均匀，因此对于把气候和人类进化及其在大陆上的流动联系在一起的主张，我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加以证实。此外，布洛梅团队提出，根据一些地貌数据，相对于大规模的迁移，向高处或低处迁移似乎更有可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天热的时候就攀上最近的山坡，天冷的时候就下到平原。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循山而上，意味着进入较小的区域，也就是说土地更少，人口更少，更有可能灭绝。这个过程正是全球变暖对于现在动植物物种造成的影响之一。如果导致人类遍布世界的“走出非洲”是个一次性事件，那么即使它只是持续仅几千年的涓涓细流一般的迁徙，我们若想将气候因素与我们中一些人离开非洲联系起来（不管我们谈论的是寒冷干燥，还是温暖湿润），就仍要面临一个巨大难题，那就是：单一事件实际上只能当作逸闻证据，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只有一个事件，我们如何能验证气候变化导致人类走出非洲这一主张是否合理？一种回答是，如果能成功地将气候同人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迁入迁出联系起来，就可以证明气候对离开非洲具有影响这一主张。将气候与我们的出走（其实是进化）联系起来的另一个潜在问题是：气候对环境和我们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气候发生变化，但地面环境和人在数百或数千年后才会有所反应。那么，我们怎么将气候和我们的历史联系起来呢？最后，因为我们的智慧和工具可以减轻气候的影响，恐怕只有最严重的气候变化，才会明显地影响现代人类的演化或流动。随着大约4.5万年前冰期顶峰的到来，人类开始进入欧洲。这是奥里尼雅克期（法国旧石器时代前期），其特点表现为骨制工具、美丽的石片工具和用骨头雕刻的雕像。然而，即使我们头脑发达，工具先进，恶劣气候仍然会影响我们关于“住在哪里”和“什么时候搬迁”的决定。例如，人类在过去几千年中放弃北极地区，就跟北极的极端气温有关。这包括晚近的挪威移民放弃格陵兰岛。他们在大约年前离开，正对应小冰期的严寒阶段。然而，与此同时，欧洲经济也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格陵兰的挪威人移民，是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应对气候，是因为海冰阻断了他们与欧洲的联系，还是因为他们想另寻乐土？我们不知道，但看起来很有可能的是这些因素都有影响。关于气候如何影响我们离开非洲，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候选答案，那就是7.4万年前苏门答腊北部多巴火山（Toba）的大爆发。美丽的多巴湖长公里，宽30公里，是以前火山的遗留。当时火山爆发排放的火山灰和浮石量，可能是印尼喀拉喀托火山（Krakatau）爆发释放量的50倍以上。至今仍然活跃的印尼喀拉喀托火山曾于年猛烈爆发，当时连大半个地球之外的英国都体验了美丽的日落，而在之后5年左右的时间内，全球气温下降了超过1摄氏度。当然，多巴火山的影响会更大。人类学家斯坦利·安布罗斯（StanleyAmbrose）认为，变冷持续了数百年，一些证据表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北半球气温下降了10摄氏度。然而，若说多巴火山跟我们离开非洲有关，也会有问题。当时地球已经有变冷的趋势，之后就是末次冰盛期，我们怎么知道变冷是因为全球大趋势，还是因为受了多巴火山的影响呢？变冷是不稳定的，有时候温度也会上升。但即使多巴火山爆发的时间跟全球变冷最剧烈的时段完全吻合（看来的确如此），它跟其他变冷的时段也并不吻合，已知的大型火山爆发时间也没有吻合的。即使在苏门答腊，也很难检测到火山爆发对哺乳动物的持久性影响。例如，苏门答腊猩猩显然并没有消亡。认为多巴火山与可能驱使人类走出非洲的寒冷和干燥有关，这一想法还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全球气温的改变并不均衡。欧洲经历了火山冬天，不代表非洲也经历了。事实上，卡罗琳·连（CarolineLane）和她的同事们认为，至少东非的马拉维没有经历火山冬天，虽然多巴火山灰达到了这一地区。在马拉维湖的沉积物之中发现了火山灰，我之前讨论人类迫于干旱离开非洲时提到过这些沉积物。然而，这些沉积物中没有迹象表明当时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气候变冷。比如，沉积物中没有微生物或沉积性质变化的相关迹象。此外，用类似“帕金森定律”[1]的语言表述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就是，人口会随环境条件的好坏发生增减。住在人口少、环境恶劣（干燥）地方的人，和住在人口众多、环境良好（湿润）地方的人，感受到的迁出压力是一样的。这并不是说东南亚火山没有影响西方诸大陆。历史上记载的最大一次火山爆发——印尼的坦博拉火山（Tambora）大爆发，就可能导致北美和欧洲年的夏季变成了冬天。那一年被形容为“无夏之年”，美国东海岸在6月经历霜、雪，北美大西洋沿岸作物歉收，而在欧洲，数千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在印尼则有几万人死亡。坦博拉火山影响程度的迹象之一，是南极和格陵兰岛冰芯中硫酸盐含量出现高峰。体现坦博拉火山爆发证据的冰芯，同样显示在6年前有一次同样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正如斯蒂芬·奥本海默（StephenOppenheimer）指出的，这火山是哪一个仍有待确定。而再之前的25年，冰岛的拉基火山（Laki）引发了饥荒，可能导致岛上25%的人口死亡，它还可能影响了整个北半球的气候和农业—正如亚历山德拉·威特（AlexandraWitze）和杰夫·卡尼普（JeffKanipe）在《着火的海岛》（IslandonFire）中所写。对于非洲人口是扩张还是收缩，又在何时扩张或收缩的讨论，遗传学家也参与了进来。他们的研究结果并不明确，有时还相互矛盾，部分原因在于，能与人口规模遗传标志相匹配的年代范围太广。然而，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Klein）和特雷莎·斯蒂尔（TeresaSteele）的研究支持不断扩张的人口推动人类走出非洲这一想法。他们表明，大概在5万年前，贝冢（贝壳垃圾堆）中贝壳的个头突然显著变小，这接近人类从非洲扩张出来的时间。对这个发现的一种解释是，人口不断扩张，人们密集采集贝类，以至于贝类未及长大，即为人类所食。我们正看到了与现代世界渔业相同的效应。请看，西大西洋鳕鱼从年开始，20年内平均长度从60厘米到下降到了45厘米。总之，相关的论点及论据可以支持这种说法，也可以支持那种说法，甚至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气候或好或坏，都可以导致人类走出非洲；人口或增或减，都可能促使人类走出非洲；或者，我们也有可能无法检测人口规模的变化，无法探明任何促使人类离开非洲的明确原因。“陪审团”还没决定要采用哪一种理由。更准确地说，“陪审团”还没有决定要采用哪一种外部环境理由。但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外部理由。人类离开非洲大陆时，尤其是第二次的时候，他们/我们已能制造复杂的石器。那么，有智慧又能制造工具的人类为什么不能想走就走，去尚且无人涉足的地方一探究竟？须知，把我们带到月球的，并不是人口压力和食物缺乏。科学家为什么乐意送勇敢的宇航员登上月球？原因就是好奇心。动物都会探索，何况人类？事实上，一项研究发现，人群离非洲越远，他们中与探索和冒险相关的基因（严格的术语是“等位基因”）的比例就越大。我对这一发现半信半疑。毕竟，非洲环境并不稳定，而在非洲的相邻群体肯定也不比欧亚和美洲的人群更难预测。此外，一个群体一旦离开其祖先的生活范围，其后裔进入未知地带的进一步行动，果真会受益于更强烈的探索冲动吗？发起了“走出非洲运动”的那种探索欲望，难道不会促使这群人继续前进吗？假设果真如此，那么，探索者们会发现些什么？不就是一些不熟悉他们的武器和陷阱，因而很容易捕杀的哺乳类和鸟类吗？更青的草原（这是比喻），更多的肉，似乎就足以让人继续前进了。总而言之，关于气候和人类走出非洲之间的关系，我们并没有确实的答案。坦率地说，如果我们连是不是干旱促使人类走出了非洲，温和湿润的天气是不是给人类离开创造了条件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达成共识，就几乎无法回答气候与人走出非洲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仍在寻找答案。人类生物地理学这个题目正热，并且仍在不断有进展。尽管如此，有争论，并不意味着我们缺乏对于宏观图景的共识。我们知道最早的智人离开非洲的时间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具体是从哪里穿过阿拉伯半岛的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一年大多数时间里是下雨还是烈日吗？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并不意味着我们全然无知。知识和理解当然会改变，但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关于人类从非洲迁出的事情。在我深入细节之前，让我强调一下，当然并不是所有现代人都离开了非洲，人类当然也并不仅仅是散布到了非洲以外。在人类开始散布到非洲之外的世界各地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分布到非洲各处。遗传证据表明，大约在10万年前，从埃塞俄比亚的南部和北部，喀麦隆的东部和南部起，人类开始扩散到非洲各处。这些是狩猎采集者的迁移。基因也表明，大约6万年前，早在任何农业出现之前，非洲的俾格米人可能就已经和那些将会成为农耕者的人群分开了。大约2.2万年前，东部和西部的俾格米人分开了。当时处在末次冰盛期，刚果盆地的茂密森林已经缩小到仅剩下盆地东部和西部边缘山脉上残余的一点。差不多与此同时，来自中东的人群可能已经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地区。在更晚近的时候，大概年前，尼日利亚—喀麦隆地区的班图人开始扩张。他们是使用铁器的现代农耕者。人们走过非洲的大规模运动，持续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东非最早的欧洲探索者在19世纪遇到了马赛人，当时马赛人刚刚从北方南下迁徙过来，这是南苏丹尼罗河民族向南、向西总体扩散的一部分。在接着讲述我们在旧世界扩张的故事时，我将假定，人类第一次穿过阿拉伯半岛是在大约6万年前。也就是说，我忽视了雨果·雷耶斯—森特诺（HugoReyes-Centeno）、西尔维娅·吉罗托（SilviaGhirotto）等人提出的一个观点：10万年前，人们走出阿拉伯半岛，一路到达了澳大利亚。让我简略地说一下，我不反对这一说法，只是提出这种主张的文章最近（年中）才发表，别人还来不及用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其结果。我将大致按着我们到达世界各个地区的先后顺序来讲这个故事，最早是阿拉伯半岛，最后是太平洋海岛。不管约12.5万年前人类第一次脱离非洲的冒险是不是失败了，我们第二次走出非洲可是个了不起的成功。虽然那时它看起来是另一次失败，但经过大概1万年之后，它实际上成了一次成功。看来人类曾一度被困在了中东，因为我们在阿拉伯半岛以东获得的考古迹象所显示的年代已经晚至4.8万年前。约4.5万年前，人类就已到达新几内亚岛和澳大利亚北部，甚至到达了澳大利亚西南部。相比之下，我们出现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塔斯马尼亚岛的最早迹象，仅仅在不到3.5万年之前。在接下来的2万年乃至4万年里，最早的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人可能独占着这片大陆。我说“这片大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海平面下降，使新几内亚岛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陆地显露出来，把两片陆地合二为一，叫作萨赫尔大陆（Sahul）。即便如此，基因数据还是表明，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人之间并无交往。伊琳娜·普加奇（IrinaPugach）和她的同事们认为，澳大利亚与世隔绝了4万年之久。他们认为下一波移民直到0年前才到达那里。一些遗传学家说，遗传数据表明从新几内亚岛涌入了大量人口。包括伊琳娜·普加奇在内的其他人则在后来的移民们身上辨认出了印度的祖系。无论哪是一个，近0年前也是野狗首次出现在澳大利亚古遗迹中的时间。澳洲野狗起源于亚洲，它们自己不可能游到澳大利亚去，因此是人类到达那里无可辩驳的证据。包含新几内亚岛、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萨赫尔大陆，年代大约在5万年前到1万年前末次冰期的时候，当时的海平面低于现在米。制作：约翰·达文特人类到达澳大利亚，最适宜的路线是穿过印度。目前，还没有人证实人类到达印度的时间早于4.5万年前。如果人类那时已经到达了澳大利亚，他们到达印度的时间就应该更早于此。当然，有人声称在印度南部发现了7万年前人类制作的石器。但这一主张尚有争议，因为还没有人发现和工具有关的骨头。在关于印度最早何时有人类的争论中，迈克尔·彼得拉利亚（MichaelPetraglia）和保罗·梅拉尔斯（PaulMellars）是两位主要参与者。彼得拉利亚主张我们人类到达那里的时间较早，梅拉尔斯则认为较晚。当然他们都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两人都承认，如果有更多证据就好了。我们对人类生物地理学这方面的理解目前就这么多，关于我们迁移的路线和年代，我们只能等待更多的发现。如果事实证明，这些石器的制造者不是现代人，我们可能就得接受制造者是尼安德特人。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工具将构成尼安德特人在印度的最早记录。现代人类抵达印度的时代——4.5万年前，也是我们在亚欧大陆的其余部分扩散的时间。人类那时也到达了东南亚。我们从老挝的一处遗址得知了此事，那里发现了一个没有下颌的头骨。三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证明，这个头盖骨可以追溯到至少4.6万年前。似乎直到4万年前，人类才散布到东亚。他们可能一直循着南亚沿海北上才到达东亚。或者，他们走了青藏高原以北蒙古这条路线也不无可能。根据祁学斌和科研伙伴进行的一项极细致的遗传调查，人类3万年前应该无法进入西藏，也许是因为西藏的高耸海拔，以及其他地形构成的屏障——包括东方和南方的乔格里峰和喜马拉雅山脉、北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方和东方的祁连山。最早的人类考古迹象是海拔4.2千米处一片温泉泥中的手脚印，可以追溯到约2.3万年前。日本是人们能到达的东亚最东方。其北部岛屿（北海道）最接近西伯利亚东南部，而其南部的九州岛则接近韩国。因此人类可能通过两个地点进入日本。在末次冰盛期，海平面比现在低多米时，北海道和西伯利亚东南部连接在一起，但是在那之后（包括现在），北海道与日本的其他部分又被更深的津轻海峡隔开了。符合这种地理情况的是，从古代骨骼和牙齿得到的迄今最古老的DNA（脱氧核糖核酸）证据表明，日本的现代人类和西伯利亚东南部阿穆尔河流域的人有密切的联系，但和东南亚没有联系，西伯利亚人到达北海道的可能年代大约是在2万至2.5万年前的末次冰盛期。其他遗传数据表明，大约同一时期，日本的南方（确切地说是冲绳群岛）大量涌入了来自朝鲜的人口，他们的后代几乎没有到过日本北部的北海道，这一点可以从北海道几乎没有朝鲜基因判断出来。从北部路线进入东亚的证据是，有发现表明约4.5万年前，人类出现在蒙古西部和俄罗斯南部的阿尔泰山脉，甚至出现在更北的俄罗斯中西部。人类迁移有东西两个方向，因为这一时代也是西欧人类迹象存在的时代。这一时代欧洲存留下来的古器物数量远超过骨骼或其他可确定年代的遗存，但在意大利已经发现了那个时代的人齿，也发现了贝壳串珠。这是欧洲奥里尼雅克期的开始。虽然末次冰盛期即将到来，但当时的人类甚至到达了不列颠。我们得知此事，依靠的是年对一颗带部分下颚组织的牙齿的胶原蛋白进行的碳14（C-14）定年，牙齿于年出土于德文郡（Devon）托基（Torquay）附近的度假小镇。托基的这个下颌及其定年并不罕见，大约在同一时间还发现了很多类似的东西。所有标本都在博物馆沉睡了几十年，我们现在受益于最新定年方式的精确度和准确度，方能对它们开展研究。我不得不说，托基虽然是英国最古老的现代人类遗址，但我们中许多人更熟悉的是，约翰·克立斯（JohnCleese）主演的爆笑电视剧《弗尔蒂旅馆》（FawltyTowers）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事实上，人类继续北上。到3.2万年前，我们这个物种已经进入了亚欧大陆的北极圈深处。我们知道这些，多亏了位于北西伯利亚中部、北冰洋之滨的雅拿（Yana）犀牛角考古遗址。这一遗址于年首次得到确认，当时发现了用犀牛角做的矛尖基（前连矛尖、后连矛柄的部分）。8年后，俄罗斯圣彼得堡科学院的弗拉基米尔·皮图尔科（VladimirPitulko）主导一个研究小组，开始了严谨的考古挖掘工作。发掘中发现的其他骨头和石器及其准确定年表明，在先前人们认为的人类抵达北极的时间之前，人类就已两次到过北极。他们生活在北极圈以北公里的地方，当时末次冰期的顶峰也即将到来，日子一定非常艰难。那里现在7月盛夏的平均气温是10—15摄氏度。每年1月的平均气温是零下35摄氏度。这是现在——北半球处于冰期之间的情况，比过去的数万年来已经暖和许多。大约3万年前，人类似乎从不列颠消失了。我们人类的这一次撤退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欧洲冰帽可能已经进抵不列颠中部地区。冰期结束，我们再次出现于此，已经是1.5万年之后了。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人类放弃不列颠的时候，也放弃了亚欧大陆东北部。换句话说，我们到达亚欧大陆东北部不久，就又离开了。然而，也有人认为，即使在末次冰盛期，我们可能也留在了西伯利亚东北部。大北方远至雅拿的苦寒之地之所以有人类留存，是因为那里和东北西伯利亚其余大部分地区一样，相对干燥。因此，那里不仅没有冰川覆盖，而且实际上有着丰富的苔原植被。哺乳动物能适应这两种环境。例如，马鹿就在大概5万多年前的末次冰盛期，于西伯利亚存活了下来。人类要在北极地带的冬天生存下来，不仅要有食物，还需要有火。苔原的小灌木能提供足够的木头来生火。火一旦生起来，就可以燃烧骨头了。大型哺乳动物尚不善防备来自远处的袭杀，它们能提供大量的骨头。于是，人类就可能生活在西伯利亚东北部，度过末次冰期。如果是这样，如果当时他们西边和南边的人都已退出此地，那么我们就能解释西伯利亚东北部人群的基因构成如何与其他人群拉开了距离，以至于他们可以被确认为最早美洲人的源头。然而，我会在下一章提到，从西伯利亚中南部的马塔村（Mal’ta）遗址中发现的2.4万年前和1.7万年前的人骨中，我们了解到，人类可能至少在西伯利亚南部经历了末次冰期。北温带地区人类迁徙的地理范围很广，因此也许得用仇外心理来解释西伯利亚东北部的美洲开拓者何以在进入美洲之前的千百年间，呈现出明显的孤立状态。仇外情绪阻碍人类迁徙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解释这一点。东北亚（西伯利亚）与美洲西北部（阿拉斯加）隔白令海相望。这两个地区和白令海峡合在一起，构成白令地区（Beringia）。至关重要的是，白令海峡水很浅，不足50米。在末次冰期，海平面低于现在多米时，这里是干燥的陆地。然而，在人们居于雅拿犀牛角遗址的时代，一片比欧亚西北部冰原还大的冰原阻断了出白令陆桥、往南进入美洲的陆上迁徙。直到1.65万年前，美洲冰原融化的时候，人类才迁出白令陆桥，南下进入美洲其他地区。到目前为止，可证实的美洲最早人类出现在1.55万年前，位置在得克萨斯州的巴特缪克河（ButtermilkCreek）地区，大致介于沃思堡（FortWorth）和奥斯汀（Austin）之间。在那里，考古学家发现了1.5万多件他们制作的石器和相关残余，这些都可以用所谓的光释光定年法（opticallystimulatedluminescencemethod）直接定年。到1.45万年前，人类已经到达智利南部。这一年代根据瓦尔迪维亚（Valdivia）以南公里左右西海岸的蒙特沃德（MonteVerde）考古遗址推算。考古学家在该地发现了木结构帐篷的遗迹，还有武器、动物骨骼、药用植物，甚至还有人类的足迹。蒙特沃德位置如此靠南，年代又如此之早，因而成了美洲最重要的古迹之一。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这一遗址闻名世界，但名声也不大好。许多研究美洲的考古学家认为它的年代太早，他们无法接受，于是响亮地表达了怀疑。这一年代违背了人们长期接受的观念，就是人类是在1.3万多年前最早抵达美洲的。不过，现在蒙特沃德有更多更好的证据，已让怀疑烟消云散。被认为是最早美洲人的那群人，其文化称为克洛维斯（Clovis）文化，他们是1.3万年前到达这里的。这群人曾被认为是美洲最早的人。“克洛维斯最早”这个概念，因为人们争论最早到达美洲的移民究竟是谁，而被人们熟知。蒙特沃德遗址的主要发掘者托马斯·迪勒海（ThomasDillehay）需要去对抗的，就是“克洛维斯最早”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智利南部的蒙特沃德遗址。遗址年代是1.45万年前，为美洲最早的遗址之一，而且时间远在克洛维斯（Clovis）文化到达北美之前。制作：约翰·达文特注意，我用的是“克洛维斯文化”，而不是“克洛维斯人”。考古学家辨别这些人，依据的是他们的石器，而不是他们的骨骼或DNA。这就好像我们用绘画来标定19世纪晚期的西欧人，并称其为“印象派文化”。考古学家从精致的石制箭头和矛头中辨识出克洛维斯文化。这些物件的底部有一个特殊的宽槽，用于配装武器的杆柄。这一文化是以20世纪初在其旁发现第一件石器的新墨西哥州小镇命名的。我们现在知道，克洛维斯文化是从来自西伯利亚的人群中发展出来的。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对1.25万年前蒙大拿（Montana）克洛维斯婴儿骨骼DNA的研究。就基因来说，克洛维斯人很像移民到美洲的前克洛维斯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拥有石刃技术，这似乎是一个出自北美的创新。这种有特点的石刃并不见于西伯利亚，在南美洲也只发现了少量。克洛维斯文化非常成功。我们可以在北美洲任何地方找到他们的石刃。“克洛维斯最早”的故事也许有个微妙之处，就是这个说法在某些地区可能是成立的。到达美洲的最早移民沿西海岸迅速往下。如果他们南下而非东进，而后来的克洛维斯文明东进而非南下，那么处于克洛维斯石器文化中的人，确实可能在前克洛维斯人之前，就到达了北美东部的一些地区。这样的话，垂死的“克洛维斯最早”假说还是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的。巴特缪克河和蒙特沃德的海拔不到米。克洛维斯镇的海拔为米。在美洲和亚洲，人类颇花了一些时间才进入当地更高的山区。最早确定的高海拔山区遗址是海拔0米的秘鲁某地。人们在略早于1.2万年前定居于此。0米并不高。如果我们在那个海拔远足，大多数人都无法区分，自己到底是单纯的累，还是受了海拔的影响。然而，仅仅大约年后，人们就到达了海拔米处，地点仍然在秘鲁。在这么高的地方，头几天晚上可能就会头疼了。人们从西伯利亚涌入美洲，并没有以克洛维斯文化为结束。年前北美主要冰盖消失的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另外两批移民来到了北美，他们繁衍产生了今天加拿大和格陵兰岛上说爱斯基摩—阿留申语和纳—德内语的居民。人们既然能迁移过来，就能再迁移回去。所以我们发现，一些白令陆桥东部（即阿拉斯加）的居民又回到了西伯利亚。在遥远的南方，向南方迁移的美洲人民回到中美洲，还有人则从中美洲的一边搬到了另一边。人类走出白令陆桥、进入美洲之后，迅速绕过北部冰原，南下进入温暖地带。相比之下，欧洲人需要等斯堪的纳维亚冰原消融之后，才可以迁回大陆的西北部。因此，尽管人类很晚才进入南、北美洲，但大约在1.5万年前，他们就已经占据了这两片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而又过了大约年，人类才终于到达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这时间大约在1万年前。在人们入住斯堪的纳维亚之前的几千年里，他们也可能返回西欧。各种研究表明，1.45万年前，在所谓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将结束之时，狩猎采集者又从南方重返不列颠。不列颠虽然寒冷，却有众多面对猎人十分懵懂的动物，以及包括海鸟在内的丰富的海洋生物。旧石器时代之后是中石器时代，其特点是出现了装在各种手柄上的极小石器，可能只有1厘米长。然后，终于到了新石器时代，相对于以前的片状工具，新石器时代有了磨制的精美石器。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驯化牲畜，发展农业。不同时代人们认可的中东驯化起源遗址不大一样，但21世纪初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发现的，是最终获得认可的遗址。因为这些时期以其工具为特点——这些时期的英文名称中，lithic的意思是“石头”——而又因为人们带着他们的工具，从南走到北，有时历时数千年到达北方，所以这个时代在南方的开始和结束都早于北方。请想象一下潮水上涨到海滩的情形。因此，欧亚旧石器时代于5万年前始于中东，于1万多年前终于北欧。那时，始于2万年前的中东中石器时代已接近尾声。中石器时代在中东结束之时，在欧洲则刚开始。1万年前始于中东的新石器时代，直到约0年前才出现在欧洲，直到近0年前才出现在西欧。基因和工具表明，不列颠中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大多来自西班牙北部。这当然不难理解。末次冰期时，南方的西班牙比西欧的北方更加温暖。西班牙将比西欧其他国家更早变暖，因此，最早溢出扩张人口的地区应该是伊比利亚半岛，而不是西欧其他地区。欧洲人继续移民到大不列颠，凯尔特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前。凯尔特人大部分在大不列颠西部，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进入东部，这或许迫使部分凯尔特人继续向西退却。要解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不列颠的传播，未必需要假设曾发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规模移民。年，苏珊·休斯（SusanHughes）和她的合作者一起，报告了牛津郡盎格鲁—撒克逊墓地19具骨骸的牙釉质化学分析结果。他们探索的问题是：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还是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当地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比较了牙齿中锶氧比例和当地土壤及动物骨头中的锶氧比例。其中18具骨骸的锶氧比例和土壤及动物骨骼中的十分相似，休斯和她的团队推断，这些人出生在当地，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他们的结论是，只有1具骨骸来自欧洲大陆。这项研究将我对人类散布全球的描述带到了公元年（A.D.），或者按当今学界的潮流，我可以用比较不带宗派色彩的“C.E.”，不用“A.D.”。前者是公历纪元（CommonEra）的缩写，但同样可以代表基督纪元（ChristianEra），和公元（AnnoDomini，即我主耶稣的年）没有太大区别。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末尾，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开始在不列颠大部生儿育女，我们得知这些，是通过对被埋藏的骨头的基因研究——因为维京人的基因组成不同于凯尔特人或盎格鲁—撒克逊的基因模式。然后在年，法国诺曼人来了。年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年份，至少在我这一代人中是这样的。我不知道现任伊丽莎白女王继承王位是在年还是年，但我知道征服者威廉到来的年份是年。这样总结人群迁入不列颠的情况，完全不利于了解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尤其妨碍那些阐明了我们实际所知的科学家们。任何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知识的人，都应该去读一读斯蒂芬·奥本海默的杰作《不列颠人的起源》（TheOriginsoftheBritish）。他在书中布列的信息主要来自遗传学，但也有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学的内容，书厚页，他还一度称之为简略本。奥本海默的研究，实际上止于年诺曼人登陆。但英国后来又经历了大量的人口迁入。我就见证了数以万计的英国前殖民地人民来到英国，他们来自东非的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地。20世纪中期，他们开始大量涌入英国，这大约是在英国移民海外建立北美殖民地（后来的美国）之后的年。新石器时代革命中的农业发展令人口规模增加，接近之前人口的5倍。农业和农耕者在之后几千年里扩张至整个亚欧大陆。其中一些农耕者同时也是航海者。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们在距土耳其和叙利亚50多公里处海上的塞浦路斯，找到了1.05万年前农民及家畜的迹象，包括猫和狗。中东比欧洲更早出现农业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联系之前的考古迹象，由克里斯托弗·吉诺克斯（ChristopherGignoux）、布伦娜·亨和乔安娜·芒廷（JoannaMountain）进行的遗传分析表明，中、东欧的农业和人口增长始于约年前。西北欧需要再等0年到年——直到那里的气候足够温暖，可以发展农业。北方变暖相对晚于南方，并不能解释农业革命发生时机的地区间差异。吉诺克斯、亨和芒廷的研究表明，直到约年前，热带东南亚人口才开始增加。这和西北欧人口开始增加大约在同一时期，尽管东南亚的气候更加温和。东南亚为什么会有这种延误？年前，东南亚发生了什么？人们开始种植水稻。或多或少在同一时期，西非人口发生增长，这符合考古学家的发现，他们发现，这里几乎同时出现了采用农业的迹象。这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农业是如何成为一个地区的主要生计方式的？农业又如何取代了之前狩猎采集者的生计方式？是随着当地狩猎采集者接受农业，发生了农业文化传播吗？还是因为农耕者在迁徙过程中带着农业实践？如果是后者，那之前的居民怎么了？他们也成了农耕者吗？农耕者是通过婚配与他们发生了融合，还是把他们赶了出去？我们从近代历史了解到，非洲牧民和后来的欧洲农耕者，边缘化了原有的狩猎采集居民。著名遗传学家路易吉·路卡·卡瓦利—斯福扎（LuigiLucaCavalli-Sforza）出生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他从英国剑桥大学的细菌遗传学专业改行，转到加州的斯坦福大学研究人类遗传学。他始终主张，他和其他人的研究表明，人类是和他们的文化一起迁徙的。因为农耕者进入西欧，所以西欧出现了农业。支持卡瓦利—斯福扎主张的最有力证据是，欧洲语言存在和运动的地图跟基因存在与运动的地图是对应的。这同样适用于人类及其文化跨越太平洋的传播。在这些情况下，观念（农业）的传播不是独立于最初拥有这些观念的人的。然而，随后的研究既证实了卡瓦利—斯福扎的观点，又表明情况其实更为复杂。例如，为数不多的对于这个想法的定量验证之一表明，人群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总的来说基因距离和语言距离也越远。然而，也存在不相关的情况。相比基因，语言的相关性远远没有那么明显，这意味着基因（人）和语言可以相对独立地各自流动。我刚才描述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公元5世纪牛津郡泰晤士河流域的居民接受了大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他们实际上从意大利人（即罗马人）变成了日耳曼人。变化在富人中表现得最明显，他们的住所从石砌房屋变回了木屋、茅草房。我前几段描述了采用农业的时间及其与欧、亚、非人口规模扩大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新来的散居者——农耕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但狩猎采集居民的规模却没有发生这种扩大。这意味着当地居民没有采用农业。在这里，文化（即农业）和人们的基因是一起传播的。那些原有的狩猎采集居民怎么样了？那得看情况。关于中欧人口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农业基因到达时，狩猎采集基因消失了。关于三个大陆的研究发现，原居民的基因保存下来了，虽然并没有增加。同样，另一项关于三具距今年的狩猎采集者遗骸和一名斯堪的纳维亚农民遗骸的研究发现，农民的基因最肖似现在地中海周边的人，而狩猎采集者的基因最肖似现代北欧人。的确，看起来在两种基因最终混合之前，北部狩猎采集者和农耕移民基本保持着基因分离，时间可能长达年。也就是说，狩猎采集者坚持了下来。玛丽—法兰斯·德吉尤（Marie-FranceDeguilloux）和她的同事们认为，西欧大部分地区突然出现农业，而人口中持续存在大量前农业居民的基因，这意味着情况多半是这样的：人数可能更多的当地居民，在同新来的农耕者结合通婚的同时，本身也很快就采用了农业。德吉尤没有给“大比例”下定义。然而，至少3/4的线粒体基因可能来自定居的西欧人口。（线粒体基因只能通过女性传递至下一代，精子因为太小，所以不能包含它们。）如此大比例来自定居的狩猎采集者的线粒体基因，意味着狩猎采集者从少量后来到达的移民那里学习了农业，而不是被大量的农耕者所淹没。不同的科学家用不同的学科方法，观察世界的不同地区。那么，科学家们得出了一些对立观点，是因为某些研究弄错了吗？还是说，这是因为不一样的人群做的事情也不同？这两种情况都经常发生。目前，我描述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非常新近的，所以我们还得耐心等待确认。尽管我敢打赌，因为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情况，所以这些答案（狩猎采集者接受了农业，与农业族群通婚，或者被农耕者替代）都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年的秋天，“五月花”号将清教徒移民带到了未来成为美国的这片土地，其中有78名男性和24名女性，男性人数是女性的3倍。我知道，突然提到这条信息打断了先前欧洲农业的话题。但我是想借此强调，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谈到迁移到先前未及之地的人们的两性差异。不出所料，一些研究表明，在地女性接受了入侵男性和他们的文化。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研究发现，语言和只由男性移民携带的Y染色体基因存在于在地人口中，而通过女性传递的线粒体基因，则很多来自在地居民，而不是移民。一个美洲的例子就是犹他—阿兹特克语系的人们，这是美国西部和墨西哥的一个语系。语系分布的情况映射了Y染色体基因而非线粒体基因分布的情况。男性和他们的语言一起迁徙，但女性停留在原处，基因随着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她们也采用了移民的语言。冰岛是男性入侵者的语言落地生根成为当地语言的一个典型例子。冰岛语是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一支，诺尔斯语的变体。虽然冰岛人的Y染色体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但冰岛人的线粒体（女）DNA主要是不列颠人的。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差别？因为冰岛，特别是冰岛西部的大部分居民，是维京人和维京人从不列颠群岛掳来的女性。在东部，维京人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过来，我们能看到更多相同比例的男性和女性基因。冰岛西部居民源自不列颠的进一步证据是，当地有较多来源于英国的地名。但是，男性移民和女性居民的这种模式并不是普遍模式。格陵兰岛的语言和线粒体DNA是因纽特人的，但有一半的Y染色体是欧洲人的。在这里，语言和线粒体DNA是定居者的，而Y染色体基因则是过客——可能主要是捕鲸人的。我提到维京人影响了不列颠和冰岛的遗传图景。维京人还曾在欧洲其他地方四处游荡。东欧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等）人民有1/4到3/4的基因都来自欧洲西北部，由此可见，维京人扩张进入了东欧。其他3/4到1/4的基因则大部分来自东南方的希腊和土耳其地区。还有一小部分人有东北亚血统。对现代东欧人起源的这些发现，来自加勒特·海伦塔尔（GarrettHellenthal）及其同事对过去0年世界范围内事件进行的研究。他们推测，东欧移民的遗传标志，可能反映了被入侵者从东部赶出来的人的迁徙，而小部分的东北亚血统可能来自入侵者，如匈人和蒙古人等。中亚（大致是现在的阿富汗）似乎是一个更大的人口熔炉。那里人口的基因构造表明，大约在上一个千年的中期（相当于英国都铎王朝时代，欧洲人抵达美洲的时代），那里的基因贡献来自周边所有地区，包括东亚和东北亚。在距其稍远的东方，我们发现巴基斯坦的卡拉什人（Kalash）有1/4的西欧人血统，甚至有一定比例的苏格兰基因遗传。欧洲地中海人口有大量基因遗传来自非洲，阿拉伯海沿岸人口也是如此。几乎可以肯定，这部分是奴隶贸易的结果。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历史记载显示，每个地区得到奴隶的时候，就得到了奴隶来源地那里的非洲遗传贡献。欧洲地中海地区的都来自西非，阿拉伯半岛的既来自东非又来自南非。海伦塔尔的研究没有分析南、北美洲。不过，两个美洲当然也体现了奴隶贸易的强大影响，当然同时也体现出欧洲的重大影响。欧洲影响的文化范例之一是美国庆祝哥伦布日的活动。美国庆祝哥伦布日堪称咄咄怪事，因为哥伦布从未踏足美国。至少，夏威夷和南达科他州通过庆祝发现者日和美洲原住民节，来纪念最早的移民者。美国其他地区显然也应当效法这两个州，要么像俄勒冈州那样取消哥伦布日，要么改为纪念美洲真正的最早定居者——印第安人。我在第1章谈到，从人类生物地理学的角度看，“种族”这一概念很不恰当。就像我刚刚描述的，人们往往具有来自许多地区的混合基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确定一个“种族”呢？让我从海伦塔尔的全球范围研究中举一个例子。他们的一张图表显示了非洲南部的霍曼尼桑人（SanKhomani）和纳米比亚桑人（SanNamibia）基因组成。这两个民族差不多是邻居。在我这样的局外人看来，他们长得很像。许多人将这两个民族称为“布须曼人”，他们在历史上被当作土著对待。但是，纳米比亚桑人有3个可检测到的基因源，一个主要的，两个次要的；霍曼尼桑人则有12个可检测到的基因源，其中至少1/3来自亚欧大陆。从另一项研究中，我们知道了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些差异。大约年前，一批移民从亚欧大陆西南部迁徙到非洲东部，然后，在1年之后，另一批移民把他们的语言带到非洲南部，他们和定居的科伊桑族人相邻。所以这些科伊桑人中，有超过10％来自东非人口的欧洲基因，这些东非人口可能有1/4的基因来自欧洲。虽然我们肤色不同，但我们人类都显然是较晚近的时候才从非洲出来的，显然我们几乎都是从现在所居之地以外来的，我们几乎都是不同地区人群的混血，要把我们任何一个民族定义为一个独特的人种，从科学上说都是个完全空洞的主张——除非把我们都定义为非洲人。在我们从非洲开始散布到全世界的过程中，需要穿越沧海才能到达的那些地点，是我们最晚到达的地方。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洋，所以太平洋岛屿是人类最后登陆的地方。我们不是从美洲，而是从亚洲出发散布到太平洋岛屿的，所以西太平洋岛屿是我们在这个地区最早征服的地方。我们大约3万年前到达了那里。我们那时甚至可能已经抵达了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在新几内亚岛南部以东公里处，但我们最远只需航行略多于公里，就可以从新几内亚岛通过新不列颠岛和布干维尔岛，到达所罗门群岛。太平洋地图，标明了了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制作：约翰·达文特在接下来的2.6万年中，人类停留在西太平洋，这里距离太平洋中、东部岛屿非常遥远，那些岛屿也十分狭小。将近0年之前，人类在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岛东部和东南部，临近斐济）和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以北）快速扩张。我们了解这次扩张的途径之一，是拉皮塔（Lapita）文化民族遗留下的绘有美丽图案的陶器，该文化的名字来自考古学家首次发现陶器的新喀里多尼亚（NewCaledonia）遗址。西部岛屿上的遗迹最古老，东部岛屿上的遗迹则最新近。终于，人类在0多年前，突然开始向太平洋的其余地区流动。我们也许在0年前到达了波利尼西亚和最远的东太平洋岛屿，例如塔希提岛和土阿莫土群岛，在大约1年前到达了夏威夷，最后在将近年前到达了新西兰。至于我们为何在太平洋区域扩散过程中裹足不前2.6万年，然后才扩散遍及太平洋，一个很明显的答案是，在能够进行远洋航行的舟船设计出来之前，人类无法继续前行。舟船必须大到能装下足够多的人和包括牲畜在内的给养，才能让人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开始新的生活。这些先驱们出发的时候在想些什么？他们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海洋。他们之后每一天看到的也都是海洋。然而，他们还是去了。在这数百甚至数千公里的航程中，一定有许多早期探索的移民逝去了。早期基因研究表明，毛利族内部DNA差异很小，这暗示其奠基人群是在很有限的几次登陆中上岸的人，人数也很少。从库克群岛远航到其西南方向0公里处的新西兰十分危险（详见第3章），这寥寥的人口不足为怪。一项研究基于当前线粒体DNA多样性和对DNA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率的估计，来估算奠基人群中女性的数量，结论是，生养了后来的毛利族群的，也许只是70名女性。然而，毛利族的口述历史总是说到有许多次航海，确实，新的基因分析证实了之前对毛利族DNA变异水平的解释说明，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完成了数次成功的航海。我知道用“很少”“许多”和“数次”来描述航海次数是模糊的，但到目前为止，基因研究结果没法支持任何更精确的描述。然而，基因研究允许我们估计最终成功的奠基者总数，就是上一段提到的那70名至关重要的女性。我只造访过三座太平洋岛屿：夏威夷群岛中的两座岛屿，以及新西兰。我去夏威夷的时候，对其地理情况一无所知，还在火奴鲁鲁机场傻傻地询问，哪里可以租车，开多长时间能抵达希洛。我竟然不知道火奴鲁鲁和希洛在不同的岛屿上！真是惭愧。大约在人类终于扩张到波利尼西亚的同一时间，他们到达了马达加斯加岛（他们对地理的了解可比我在夏威夷那会儿好太多了）。至少在21世纪初期，学者们都这样认为。但是没过多久，研究人员在马达加斯加北部一个洞穴的沉积物中，发现了可以追溯到至少3年前的有切痕的骨头。但是，这次较早的定居成功了吗？人类是否由此占领了马达加斯加？也许他们这次没有成功，因为目前所有的其他遗传学和考古学证据都表明，直到至少0年前，人类都没能在马达加斯加持续生存。人类永久定居在那里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一些，甚至迟至1年前。事实上，有人认为，直到1年前，有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相当广泛的海洋贸易后，马达加斯加才有了一处永久性的人类居住地。印度尼西亚？是的。虽然马达加斯加这么邻近非洲和人类的出生地，但是基因和语言证据都表明，最早成功定居马达加斯加的人来自印度尼西亚。至于更早先民的来源，我们就不知道了。用计算出新西兰奠基人群中只有70名女性的那种计算方法，我们可以算出马达加斯加的奠基人群中可能只有30名女性。这种估算是利用线粒体DNA进行的，记住，它们只通过卵子（而非精子）传递，所以只体现了女性祖先的信息。在印度尼西亚人成功开拓马达加斯加的同一时间（或晚至年之后），非洲的班图人渡过了莫桑比克海峡，到达马达加斯加。最后一波的移民——法国人，在年前到达。我和妻子在1年有幸访问了马达加斯加岛。人们在那里可以明显看到印度尼西亚人、班图人和法国人及其文化各自留下的影响。那里的房屋使我们想起了婆罗洲的房屋，稻谷和米饭仿佛直接带我们回到了先前访问的东南亚。看到瘤牛和旱景，我们又回想起自己的许多次非洲旅行。而自行车筐中的长棍早餐面包，则一定是法国的。我们不难理解马达加斯加岛上有非洲人。毕竟，该岛离非洲东南沿海只有几百公里。如果略微了解法国人对这片地区的探索，我们也不难理解马达加斯加为什么会有法国人。但马达加斯加的最早居民居然是印度尼西亚人，这肯定让多数人大跌眼镜。让我们带着这种惊讶进入下一个论题和下一章，即人类到达他们所去之地的确切路线。[1]“帕金森定律”是一条管理学定律，可以表述为：工作量会随工作时间的多少发生增减。——译者注亚历山大·哈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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