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松潘草原，藏民从土里挖出贝母，根部入药。
夏日挖川贝
身体周刊记者石毅
夏日周末，四川松潘。
黄龙五彩池的水若是在你心中留下了印记，那你大可以想象彼时彼地小镇天空的模样，如黄龙水湛然透亮。抬头四顾，山峰环绕，当地人有个很好的形容，说小镇是莲花上的莲蕊，而那些连绵的青山则是莲花瓣。
只是在这本该热闹的旅游季节，小镇的街道上却冷冷清清，老城复原了明时模样，可是没什么游客。这里和九寨黄龙机场只有十来公里之遥，可是飞过来的游客们大都径直奔景区去了，经由陆路的游客又被洪水所阻，小镇便只剩下小镇居民自己了。
我此番为了寻访世间最好的贝母而来。一位藏药老板跟我说，世间还有哪里的贝母比松潘草原的更好呢？我问为什么，他只笑眯眯地答，贝母里分出川贝一类，川贝里再分出松贝，既然都以地名来命名了，就证明市场认这个，市场的事谁说得清？
查阅资料才知道藏药老板所说不尽然。贝母，止咳祛痰的常用药。早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被列入中品。但是古人的贝母不仅包括了今天的药用贝母，还有其他同科甚至不同科的植物，这种混乱的情况大约到明代才纠正过来。
明《本草汇言》对贝母的功效进行了比较和归类，其中说：“贝母，开郁，下气，化痰之药也，润肺息痰，止咳定喘，则虚寒火结之征，贝母专司首剂。以上修用，必以川者为妙。若解痈毒，破症结，消实痰，敷恶疮，又以土者为佳。”这时候，医者已经根据贝母的功效和产地分出“川贝”和“土贝”，至于“川贝”和“土贝”谁优谁劣，古药书上并没有定论。
如果根据今天中国药典的收载，现已认定具有药用价值的贝母就不仅仅是川贝，以地名来命名的贝母也绝不是川贝和松贝独有。药典中认定的贝母共有川贝母、土贝母、湖北贝母、平贝母、伊贝母、浙贝母6种，松贝属川贝中的一种。其中除了土贝母为葫芦科植物外，其余5种均为百合科植物。来源于百合科的贝母都有化痰止咳的功效，但又有其细微的不同，因此药典也就不可能把不同来源的贝母评个优劣。我想既然功效有不同，又如何有高下之分？
不过在中药材市场转一圈就会发现，同样是贝母，川贝中的松贝价格的确高出其他贝母很多。同样是1公斤贝母，一般贝母大约要价百来元，川贝则可以卖到上千元，至于说到川贝中的松贝，有的地方则标价数千元，是其他贝母的几十、上百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我想还是实地探访了再说。
高山草原扎帐篷
松潘为什么盛产贝母？根据植物学家们的研究，松贝大约生长于海拔米到米的高山草原草甸中，在我国分布于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地。而松潘古时称为松州，多高山草甸草原，海拔多在米左右，自古牛羊成群，由于习惯问题，仍然将古时松州范围内的草原称为松潘草原，而这就是松贝所生长的环境。
我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找到了藏族人八让足和他的伙伴们的帐篷。在尕里台大草原的公路边，他们的9顶帐篷稀稀落落地扎在山脚下。那一天遇上大雨，帐篷里升起炊烟，若是天气好，他们都上山去，只怕我来了也见不到人。向导说，今年气候反常，高原上夏天也是少雨的，如今却下不停，大半挖贝母的人都提前回家另谋生计了，还遇到坚持的算是好运。高原上的雨不比江南，江南的雨声势再大，下过了天还是一样燥热，高原的雨是躲不掉的凉意，雨滴一落，仿佛入了冬，浓雾四起，气象万千，外出的人都要赶着回家。
这里的山脚海拔米，和想象中的草原不同，尕里台实则是连接红原和若尔盖的高原丘陵。八让足说，天气清朗的时候，在尕里台的高处能看见岷山的最高峰雪宝顶，那是苯波教的神山，众峰簇拥，雪宝顶冰川的水流下来便成了黄龙，那是让人终生难忘的美景。只可惜我在尕里台的3天，都没能见到从云端露出的神山，只能想象八让足描述的盛景。
八让足一行30余人都来自附近的各个乡村，从7月初开始他们结伴陆续来到尕里台，在这里要度过近2个月的时间。只有在这个时候，在地里生长了3年的贝母会长出易于辨认的绿叶或花来，人们才能从灌木丛里发现它。
八让足和妻子热么以及他的4个子女挤在一个帐篷里，帐篷的门比较低矮，成年人需要弯着腰才能进出，帐篷的正中是做饭和取暖用的火炉，3张木板拼搭的简易床有如“冂”字形摆放在帐篷里。在这里，一切的活动都是围绕着火炉和床板展开的，主人和客人都围坐在床上，主要的衣物杂物也堆积在床上，他们最小的女儿德基磋11岁，还在上小学3年级，平时做暑假作业时也得要趴在床上。下雨了不能上山，同伴们常常在各个帐篷里穿梭，各家也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八让足的大女儿已经出嫁，小夫妻一家人也加入到挖贝母的队伍中，他们的帐篷就在旁边。我在他们的帐篷里看见晒干了的河鱼。鱼类从来也不是藏族的食物，但这对小夫妻说，鱼是在岷江里打的，现在他们也学着丰富自己的饮食。“听说汉族还吃青蛙，是吗？”她问我，“我们不敢吃，我们现在也就吃鱼。”
在松潘，受到此地回族和汉族的影响，人人都喜食面食。夜里，靠着白天太阳能充电器蓄下来的电，营地被点亮起来。人们在帐篷里做起面疙瘩，再把它和酸菜一煮，便成了当地最常见的简单的晚餐。帐篷里的食物总是简单的，因为带上山的食物首先要利于保存，所以面食、白米饭和土豆最为常见，如今有了拖拉机和摩托车，就常常有人开车到邻近的市场上采购新鲜蔬菜。
八让足说，若是往回上溯20年，最常见的是一个人带两匹马上山，一匹自己骑，一匹运输干粮和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再摇摇晃晃数个小时甚或一两天，在茫茫草原找寻营地、找寻贝母。
人人都盼着第二天雨过天晴，能上山才意味着有收入。按照今年的收购价算，50克干燥后的贝母大约卖元钱。不要急着叫这小东西贵。后来跟八让足他们上了山，一天翻过好几座山头，我才知道一个人一天辛辛苦苦只能挖1至3两，运气再好不过半斤，但好运气这几年几乎没有，贝母再晒干重量压缩一半，一个人一天的收入就是50-元钱。
这钱算多吗？要知道，在八让足他们那里，退耕还林后，除了每年能拿到一点儿政府补贴，挖药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5、6月时候挖虫草，7、8月间挖贝母，全家老小都靠它们养活。这样的日子，除了高原上土生土长的藏族人，我问了城镇里的人，都觉得辛苦不愿意干，就算是藏族人，如果能找到别的活路，比如在旅游点摆个摊开个客栈什么的，也绝不选择上山挖药了。
制干后的松贝本版图片身体周刊记者王辰
翻山越岭闻山歌
第二天太阳还挂在山腰，早上6点钟的样子，八让足他们就把我叫起来了。在这里总是女人们起得最早，生火、烧水、煮上酥油茶后，男人们才陆陆续续爬起来。我是客人，虽是女的，却享受了一次男人才能享受的待遇，等我进到八让足家帐篷的时候，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已经摆在炉火边了。
我知道这一天上山，饿了只能靠些干粮，这碗酥油茶，既要暖暖被这一早寒气浸了的身子，又要为登山提供热量，便学着藏人的样子大口吞了下去。
牧民的牦牛成群结队从帐篷边慢悠悠地走过，太阳上了山，天蓝得不成样子，连日的阴雨后总算盼到了个好天气，八让足说：“今天可以挖药了。”于是30多个人的营地上，只留下他最小的女儿和另一大人照看，其余人全都拿着锄头出发了。
我很快就体会了这辛苦的滋味。旅游的时候可以走走停停，看见风景了就慢下来，可是这是赚钱养家，早上7点半出发，要到晚上7点半才回，一天爬上七八个山头，再沿着原路返回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上了山坡，就要一路弯腰低头，只有这样才能在灌木丛的夹缝里找着贝母，一天下来身体再好的人也会腰疼。
八让足告诉我，他们在偌大的草坡上只寻找2样东西：一是贝母花、二是贝母叶。贝母花像倒挂的小灯笼，鹅黄色或暗紫色，长在距离地面约10厘米的杆茎上，最容易被发现可是数量极少；另一种则是贝母叶，一般有两种形态，最常见的是只长出孤零零一片叶子来的，当地人就叫“一匹叶”，还有一种则是长出3匹叶来。看见这两样东西，就可以举起锄头往地下一挖，然后在松动的土层里找到白色的贝母。
市场上又按照贝母的大小分了好几个等级，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认为贝母个头越小越好，所以如珍珠般大小的“珍珠贝”价格最高，可是-颗才有50克重，其他如豌豆般大小的则要次一些，50克有来颗。但是到了藏民这里，他们不分等级，全是按照一个价格来卖，采一颗就意味着至少一次弯腰，一次刨土，所以自然是越大越好。
对于我来说，这些叶子和杂草没有什么两样。八让足的儿子们让我试试是不是能自己发现一两颗，我试着在山坡上寻找，可是没多久就放弃了，只好让他们找到了我用锄头来挖一挖，也算是体验过了。
翻山越岭也是考验。看看这些天天在山上跑的藏族人，个个都是一副结实的身子板，没有谁看上去有赘肉，也不用担心久坐成疾。
八让足更是如此，他虽然有5个孩子，但其实才39岁，和那些挺着啤酒肚絮絮叨叨的中年男人不同，他看上去硬朗极了。也因此爬山对他们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我一路咬紧了牙关才不至于掉队。
还有越过山脚下的草地也并不容易，那当中都是水泊和草毡土，八让足说那要有“草上飞”的功夫才可以，也就是说一脚踩重了就容易陷进乌黑的泥潭中去，一脚跨出不够远也要掉进去。走在前面的男人就用锄头把那些干燥的泥连草皮一块儿搭在污泥上，让后面的人轻轻地踩着趟过去。
如果没有他们带路，我是断然不敢一个人走进草地的，何况听说这草地上还可能有野生动物，野鸡野兔并不可怕，怕就怕有蛇。听说八让足有一年在红原草原上挖贝母就让蛇给咬了，后来不得不骑着马赶到镇上的诊所去医治。不过他又告诉我，传说中能看见雪宝顶的地方不长蛇，从来没有人在尕里台草原见过蛇，所以大可以放心。
人在这高山上挖药的乐趣之一，便是时不时地高歌一曲。你若是在上海的街头突然放声唱歌说不定会招来白眼，而在这里一切情绪的表达都是自然而然。他们个个是天生的好歌手，藏语歌、汉语歌、民歌、情歌张口就来。
上了山以后，30来个人就分散开来，你找你的，我挖我的，互不干涉，人走散了很快就变成星星点点，消失在视野里，可是一会儿东边飘来一句词，西边再来一个调儿，我就知道其实人都在不远的山头，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罢了。
挖药为生的人
帐篷的主人八让足是个有故事的人。有一天挖完贝母回去，他在帐篷里给大家唱了一首藏歌，3分钟，时而高昂嘹亢，时而悠远回肠，虽然十几个人挤在幽暗的帐篷里，但好像立即就见到了茫茫草原、皑皑雪山。
没有人否认八让足天生的好嗓音。他从小在牛背上长大，没上过学，更没接受过音乐教育，一个人高兴不高兴的时候就在山上唱歌给自己听。20岁出头的时候，亲友把他推荐给在九寨沟做旅游生意的老板，老板就雇了他在九寨沟给人唱民歌。
到了冬天，九寨沟没有游客了，八让足胆子也大了，就跑到成都去给人唱歌。在成都的时候，结识了一帮小兄弟，那时年轻气盛，常常在街头惹是生非，被抓到派出所也屡教不改，后来过了几个月，用八让足的话说“觉得这样不好玩了”，就干脆跑到北京，到一个歌舞团去给人唱民歌，那时候在北京一个月挣元钱，不够他花的，就又回到了高原，有了家庭孩子人才慢慢变得稳重起来。
八让足的几个子女都受到他的影响，个个会唱歌，大儿子不光唱，有时候也在九寨沟的景区给人表演藏族舞蹈。
八让足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四五年前他决定一路从家乡松潘磕长头到拉萨。“在我们看来，这事不光是对自己好，对全村人都好。”他说。
于是，他和20多个村民邀约，一个人只带了元钱上路，每天风餐露宿，朝行夕止，历时8个月，穿坏了8双鞋子，三步一叩首，到了拉萨布达拉宫。回来的时候，他如英雄凯旋，全村人给他献哈达，争相请他上家里吃饭。不光是这样，每一年秋季，他还要绕着雪宝顶转山，周而复始。
每年春夏上山挖药是这里村民普遍的生活状态。我在这里藏族的村寨里走访，除了那些做旅游生意的，这里各家各户的年轻人基本都上山挖药去了。八让足说，他记得小时候合作社还是以畜牧和耕作为主，每到夏天一个合作社就派一两个人上山挖药，再以集体的名义上交。后来合作社解散，各家各户都上山去了。
“小时候，我们骑着马或者牛去挖药，到尕里台或者更远的若尔盖、红原，路上一走就是好几天，帐篷也比现在简单，骑马不能带火炉，都是到了扎营的地方找几块石头堆成炉子。大概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了平整的马路，大部分人都开拖拉机去扎营。贝母的价格也是每年都在涨，从多元一斤到现在0多元了。涨是涨了，不过其他的东西都跟着在涨，所以挣大钱的也不是我们。”
八让足一家用挖药挣来的钱盖了新房子，虽然他过去走南闯北见过了世面，但骨子里还是个讲究传统的人，有了新房子他就更希望儿子们不要分家，“他们要是感情好，以后都讨一个老婆在一起我也高兴。”他说。（在藏族人中一夫一妻尽管已成为主流，但认可传统一夫多妻制的人也有。）对于父亲的期望，3个儿子只是笑而不答。
30多个人的挖药队伍里，还有好几个学生。在西藏的那曲、青海的玉树几个地方，学校都要给学生们放“虫草假”，让学生们跟着家长上山挖虫草。松潘可没有什么“贝母假”，一来贝母总体产值没有虫草高，比不上虫草对当地农民家庭收入的贡献大，二来贝母采挖正好是7、8月，本身正值假期。
14岁的用尔磋是马上要升初一的学生，她是和哥哥嫂嫂一起上山的。据她说，在她的班上至少一半学生放了假都要上山挖贝母，算是给父母帮忙，增加家庭收入。看我在山上着急找不到贝母，她倒安慰说，“这是我第三次来挖，哥哥刚带我来的时候我头一个星期什么都挖不到，总是认错，现在就不会了，你也会像我一样。”
她不知道，我其实只用了一分心思去找贝母，却用了九分心思欣赏美景。可不是吗？高山上，白云间，野花微香，牦牛成群，我也算体会了草原和草原人的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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