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说他作《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研究中医外感热病正好用上这句话。自从仲景根据《内经》天人相应之理，创立六经辨证论治学说之后，至今两千余年，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理、法、方、药不断得到补充、发展。历代医家，虽持论不同，但理无二。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伤寒温病学说不仅应该合流，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有所创新。故伤寒温病，不能强行划分，今举一些显而易见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1）外感热病中哪个病属寒？哪个病属热？哪个病属湿？虽说与季节的转移、六气的变化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决走于某种致病因素（邪毒）的特定性质。
霍乱多发病于暑湿交蒸的夏秋之间，40年代所经治的许多病例，几乎全是“寒中三阴”这种类型；这与光绪年间湖北田宗汉所著的《医寄伏阴论》称之为“时行伏阴病”者完全相同，近10年来所见的散发性副霍乱病例也是如此。这就说明，霍乱弧菌致病，不论是在年前还是现代，不论是在长江流域还是广东，都具有“阴寒”的特性。
又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多发生于寒风凛冽的冬春季节，而其临床表现却不是“冬伤于寒”，而是“温邪逆传营血，发斑动风”。广东肠伤寒发病最多的季节是秋末冬初，此时正是风高气爽，燥金司令，而患者却出现“湿热缠绵”的证候。由此可知，按季节气候强划伤寒温病，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2）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病人的体质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例如，我院某医生，素禀虚寒，年盛夏，家中数人患流感，都是暑热证型。第三天，他也染上了，但症见凛凛恶寒，涔涔汗出，发热头痛，干呕不渴，舌白脉浮而松软，授以桂枝汤合玉屏风散，1剂知，2剂已。
同是感染上一种病邪，却又因人之体质不同，发病之寒热虚实迥异。《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六气感人，为病同也，人受之生病异也。推原，其人形之厚薄，脏之寒热非一也，或从寒化，或从热化，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故多端不齐也。”读了这些阅历有得之言，则伤寒温病门户之见，不攻自破了。
（3）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疾病的发生也有密切的关系。
张洁古曾言“夏日贪凉饮冷，静而得之为阴暑”，后世温病学家多斥其非。今天，随着人民生活的现代化，风扇、冷气日趋普及，冰棍、雪糕到处皆是，阴暑（即夏日感寒与寒湿伤中）之病却一天天多起来了。在冬天，室外虽朔风怒号，室内则暖气温煦，加上蛇羹狗肉，对酒围炉，故俞根初在《通俗伤寒论》一书所说的“客寒包火”之病，亦屡见不鲜了。
又如麻疹喘咳（合并肺炎）之治，自宋迄清，儿科方书皆用苦辛寒降、肃肺涤痰、清热解毒之法。近十多年来，临床所见麻疹合并肺炎（特别是中后期）约有半数出现火盛刑金，伤津耗气证候。这些患儿，大都是父母溺爱，偏食膏粱、朱古力、红外线烘饼干，平素内热燔灼，偶一发热，动辄静脉输液，抗生素与激素并进，以致肌柔骨脆，气阴不足，一患麻疹，每致酿成重病。
此时若泥执板法，极易导致心衰。用喻氏清燥救肺汤原方（人参宜用西洋参）加沙参、川贝母；若合并心衰，尚未致亡阳者，再加五味子、安宫牛黄丸，皆可转危为安。此法乃前人所未论及者。
故医贵达权，体察古今之变，正如叶氏所云：“治病者当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
仲景根据《黄帝内经》的天人合一学说，确立了治疗外感热病的六经辨证体系，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奠基人，其法、方历用余年而不衰，不愧为医中之圣。
然而，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衡量，仲景所立的理、法、方、药，并非完美无缺的，后世医家在实践中加以修正补充也是必然的。
可以说，《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论治，是治疗外感热性病之“源”，丢了《伤寒论》就如无源之水。后世医家的补充，则是其“流”，只有源而无流，那就变成一潭死水了。
从西晋到明末清初，发展伤寒学说有成就的医家不下10余人，以朱肱、刘守真、陶华、吴又可为最。
宋代朱肱论少阴病，不拘泥于以虚寒为主要病机的“脉微细，但欲寐”，却认为“伤寒热气入于脏，流于少阴之经，少阴主肾，肾恶燥，故渴而引饮，又经发汗、吐、下后，脏腑空虚，津液枯竭”。提出少阴病的主要病机是“热邪伤阴”，修正了仲景的寒化为正局，热化为变局的立论，无疑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又如朱肱论厥阴病，提出“故唇青舌卷而挛缩，知厥阴受病也”，已体察到厥阴病有肝风内动的病机，这也是仲景所未论及的。
金元时期，刘河间大胆地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倡言“人之伤寒，皆为热病，古今一词，通谓之伤寒。病前三日，巨阳、阳明、少阳受之，热在于表；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于里。六经传变，由浅而深，皆是热证”。其言虽未免偏执，但已开后世温热学派之先河。无怪叶天士在医案中也写上“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了。
明代陶华（节庵）是一位“治病有奇效，名动一时”的临床家，对仲景的方药，多有补充。仲景在阳明急下，少阴急下诸条，一律用大承气汤。甚至病情发展到热灼神明，昏不知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直视微喘的危候，也没有其他方法。
陶氏补一黄龙汤，在大承气汤中加入人参补气，当归补血，以救正虚失下之证，多可挽回。
又如：少阴病死候最多，因病在心肾两脏，是生命之根。此时阴寒极盛，阳气欲绝，仲景用四逆汤救治，甚至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身蜷，烦躁，脉微欲绝的危候，还是用四逆汤，不过用附子大者一枚，加重干姜之量，更名为通脉四逆汤而已。
陶氏则立一回阳救急汤，在四逆汤中加入人参、五味子以收敛元气，加入温煦血分的肉桂，取血为气之母之意，又加用苓、术、陈、夏者，是体察到危重病人常兼寒痰上涌，而用少量麝香于大温大补剂中，确有回苏救脱之妙，此已为今日科研所证实。故陶氏此方，远胜仲景原方，故何廉臣称之为“回阳救脱，益气生脉之第一良方”。
如果说，朱肱、刘守真、陶华等人对仲景的理、法、方、药的修正补充，只是六经辨证的小修小补，到了明末，吴又可索性离开了六经立论，提出致病原是六淫之外的一种“戾气”，传入途径不是“一日太阳受之”，而是“邪从口鼻入”，病变部位则是“伏于膜原”了。
与此同时，新创的辛凉祛风、甘淡祛湿、清营凉血、开窍息风的方法，又大大提高了疗效。
医家不再对《伤寒论》作小修小补，叶天士跳出伤寒圈子，另立温热学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实叶天士根本没有把温病与伤寒对立起来，《温热论》开头就说：“辨营卫气血与伤寒同。”
因为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而营卫气血则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仲景的六经辨证，还是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和后来吴鞠通的三焦辨证，都离不开这个基础，只不过“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而已。
而所谓“大异”，并非一道鸿沟，而是发展和补充了许多新的治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