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阿坝，一群孩子生活在名贵药材与老师的拉扯中。他们从七八岁起，就跟爸妈上山挖虫草，许多人因此辍学。上课时，吸鼻涕的声音总盖过了老师的讲课声，断煤的教室乃至飘摇的童年，都太冷了。恩波说春天里的阿坝县，既漂亮，也危险。从成都到阿坝县，开车9小时，半路下雪，我多花了一倍时间。第二天下乡，车被冻住了，打不开门。这种情况，我也是头次遇到，于是向当地人求助。当地人叫恩波，是位出租车司机。他给了两个解决方案：方案A，等太阳出来，把冰晒化；方案B，打车，从县城到甲尔多乡，15公里，元来回。清晨的阿坝县零下6、7℃，路面结冰，牦牛走着都会劈叉，以我的车技，上了这种路，没有不翻的道理。我选了B，花钱打车，医院划算。事后我觉得，其实这价不贵，15公里路，恩波开了一个小时，没坑我。恩波说，阿坝这地方，生活节奏独特，三个季节在下雪，一个季节在挣钱。5—8月，阿坝将迎来短暂暖季。蛰居已久的农牧民们，像候鸟一样，举家迁往隔壁的青海，到海拔更高的地方，之后几个月吃住在山上。5、6月挖虫草，7、8月挖贝母（以下统称挖草），9月天冷再回阿坝。阿坝养活了无数虫草商人，“一斤虫草转手几次，卖回内地，一般的4万，顶级的要10多万。”恩波说，听起来诱人吧？但，这钱并不好挣。挣虫草钱，不光靠吃苦，也看运气。在青海挖虫草，要花一笔不菲的“山头费”，才有入场资格。进去了，挣多挣少，或赔本回家，就看运气了。“感觉和在云南赌石有点像。”我说。恩波点了点头，说，“我们这里的小孩，七八岁就跟爸妈上山了。”恩波说，“我小时也这样。”恩波自认为吃不了苦，运气也差，所以选择了开出租。

虫草少年

甲尔多乡中心校校长泽尔丹说，恩波的话一点不夸张，“除了学前班，我们90%的孩子，都跟父母上山挖过草。”早些年辍学率高，挖草是主因，“有的孩子去了，就不回来了。”老师和名贵药材之间的生源争夺战，已持续多年。开学前后，是老师们最忙的时候，“全都去家访，给家长做工作去了。”甲尔多乡向安村，一夜大雪后，男孩塔尔穷准备出门上学。我说，你名字不好，发不了财，不如改成塔尔富。他反驳了我，说，藏人的名字，都有吉祥如意的寓意。“你去挖过草吗？”我问。塔尔穷拨了拨炉膛的牛粪，腾起幽幽火光，回答我，“去过，两次了。”塔尔穷，9岁，格向友谊村小二年级学生，挖草的老手。8岁的弟弟尕尔让，去年也跟着他，第一次上了山。除了尕尔让，塔尔穷还有两个弟弟，6岁的甲央、5岁的旺白，每天在草原上追逐、打滚、撵牦牛。挖草的季节，两个小弟会被寄养到亲戚家里，他们再大一两岁，也会跟家人一起去青海。妈妈泽让吉，是这个五口之家的户主。这样的家庭结构，在高原不算少见。泽让吉没上过学，不会汉语。她对儿子们的学习要求不高，能识字，学点汉语，将来可以和汉人做生意、交朋友就够了。塔尔穷不喜欢挖草这份工作，到青海要坐7、8个小时车，他晕车。虫草生长的地方，海拔四五千米，比家乡更高、更冷。住在山上的棚子里，四面漏风，吃不上热饭，睡不好觉，凌晨起，晚上归，弯腰伏地，一天下来，腰都要断了。塔尔穷说，他喜欢念书，以后长大了，想当一名警察。这些话，他没给妈妈讲过。他知道，要养活一家人，妈妈更辛苦。不上学时，他会带着弟弟们，尽量帮妈妈多干点活。“他学习很不错，适合读书”，“好好读，说不定以后能出去上大学。”家访时，老师们说。老师轮番说了塔尔穷不少好话，这让泽让吉觉得，儿子们的未来，似乎还有一些更好的选项。“我想他们长大了，一个当老师，一个当医生。”在泽让吉看来，这都是体面的职业。她给老师承诺，只要儿子好好学，她会把他们供上大学。她说，挖虫草时，儿子可以留在学校，只在暑假时带他挖贝母。塔尔穷上学记常年生活在平地的人，对“地广人稀”这个词，很难有一个直观的理解。阿坝县人口约8万，却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广袤地盘（约等于0.7个成都市），大小村庄，如稀疏的星辰散布在雪原上。在零下十多度的冬天里，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原上，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都是危险又漫长的旅程。前年，塔尔穷到上学年龄了。泽让吉打算送他到乡中心校念书，但她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从家里走到乡上，翻山绕近路，单程也要走2小时。另一个办法，先送他念村小。在村小读完二年级，到10岁了，再去中心校住校。高原孩子的童年很短暂，10岁，就算长大了，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了。甲尔多乡格向友谊村小，位于格玉村和向安村之间。学校是一个小院，五间房，幼儿班加一二年级，共四个班。条件比中心校差很多，好在离家近，走路只要十多分钟。泽让吉记忆里，村小存在至少有20年时间了。那曾是一排破旧的小木屋，校长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喇嘛，不上课时，常提着一个大口袋，在学校周围捡牛粪。几年前，喇嘛校长退休了，泽让吉再没见过他。偶尔会有一些陌生人来到这里，他们来自成都或其它地方，给孩子们带来了书本、衣服和文具，为他们翻建了校舍，建起了食堂。3月末的一天，我和塔尔穷兄弟一起，走进了这所高原村小。早安，雪原村小穿过积雪的草原、结冰的道路，有的步行，有的搭父亲的摩托车…早晨，孩子们陆陆续续出现在村小门口。最近大雪，路途艰难，每天到校学生数量都不一样，多的时候来个，少时有80多个。被高原紫外线刺伤的红色脸蛋、两道摇摇欲坠的鼻涕，长着冻疮的耳朵和手背，这是一个高原孩子的标准画像。出门前，孩子们喜欢带个饮料瓶，也可能只是个止咳糖浆瓶子，灌了热水，用来暖手和解渴。这种瓶子的保温时间很短，没到学校，就在路上凉透了。趁还没上课，我在教室门口拦住几个孩子，和他们聊了会儿天。东尕姐，10岁，她说，她去青海挖过两次贝母。“你喜欢挖贝母吗？”我问。“喜欢。”她说。老师说，“不用怕，说心里话。”“不喜欢。”“不喜欢挖贝母，那你以后喜欢做什么？”“我想当老师。”托吉措，9岁，胆子和她的身材一样瘦小，一紧张就说不出话。和东尕姐一样，托吉措也去过两次青海了。她也不喜欢青海，因为“太远了。”在山上搭棚子住，让她觉得害怕。我问，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托吉措误解了“理想”的含义。她说，她想要一件冬天穿的棉衣，“山上（青海）太冷了。”虫草和贝母，生长在4、5千米的高原之上、雪地之下，因为产量稀少而价格昂贵。少有人知道，这些富裕阶层的滋补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这些粗糙的小手，从土里刨出来的。上课上课铃响起，孩子们走进教室。我跟了进去，里面温度并不比外面高。学校断煤一段时间了，“上学期最后两周，我们就没煤烧了。”窗边的暖炉熄火了，一旁的纸箱里，仅有的一点燃料，废纸、树枝和牛粪，此时也见底了。教室里，孩子们吸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盖过了老师的讲课声。老师仁真卓玛把门窗关得严丝合缝，裹紧了衣服和头巾，开始给幼儿大班的孩子上课。学校原本有4间教室，幼儿大班、小班，一、二年级各一个。前段时间新来两位老师，住不下了，就把其中一间小教室改成了女教师宿舍。少了一个教室，大小班的孩子只能挤在一起上课。大班孩子在做听写作业，小班孩子在教室后面的小凳上，手揣在兜里，端正地坐着，盯着前面孩子的后背发呆。我的出现，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他们偷偷打量这个外来者。尽管对我好奇，但没有人说话。礼貌和纪律，是他们在这里学会的第一门课。仁真卓玛是新来的老师之一。此前5年，她在若尔盖一所条件更好的中心校教书。和她一起到格向村小的，还有她的两个儿子尼美罗周、王秀泽仁。仁真卓玛上课时，哥哥带着弟弟，在宿舍的门口，打望着外面飘雪的天空。下课，仁真卓玛到水池旁淘米，抽空为两个孩子做饭。她说，今天这天气，已经算暖和了，“冬天时，气温零下十几度，常把自来水都冻住。”26岁的旦白，是格向村小六位代课老师之一，教体育和音乐。他坦白，其实他不会乐器，也看不懂五线谱，但大家都说他唱歌好听，“上课嘛，我就教孩子们唱歌。”教师办公室，一个十来平的房间，一张帘子，从中间把它隔成两半。帘子这边，是办公室、教师厨房、广播室和会客厅。另一边，是三位男老师的宿舍。旦白曾经是村小的学生，“那时学校条件更差，只有几间破房子，也没有围墙、厕所、厨房。”午饭是家里带的糌粑和血肠，天气一冷，就硬得咬不动，把他胃都吃坏了。“下课，喇嘛校长就带我们去捡牛粪，给大家烧开水、取暖。”旦白职高毕业回来时，校长已过了退休年龄，但还舍不得走，他怕走了，这里的孩子就没人管了。旦白说，“我给他说，我就留在这里吧。”这是卓玛在村小当代课老师的第7年。年，来格向村小报当代课老师时，卓玛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工资一千多元，在阿坝县，那也是很低的水平。卓玛说，早些年，一到挖草季，大人都走了，孩子就留给了老师，“我们不光是老师，也当爸妈。”卓玛决定留下来了，“我那时二十来岁，我想，我的路还长，不当老师了，还可以去打工、讨生活，能多带他们几年，就多几年吧。”7年后，卓玛结了婚，从一个少女变成了母亲。打工、讨生活的念头也淡了，她发现，自己很难再离开了。卓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