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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氏将军把持了决定日本对外关系的特权，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又把这种特权的象征性和进一步增强自身政权正统性的做法掺杂在了一起。
一、德川家康前的日本对外关系
1、与邻邦和平共处了年
日本最源远流长的对外关系，是其与大陆邻邦中国及朝鲜的关系。
大化改新（公元年）时期，日本人就从中国学到了治国的主要原则，后来几代京都贵族对于中国艺术和诗歌都非常喜爱。
日本文化从朝鲜也受惠很大，甚至在年的大化政变之前，朝鲜人就帮助把佛教传入日本。5至6世纪时，许多书吏、陶工、织工和金属制造工从朝鲜半岛迁居到日本。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技术和新的文化知识（朝鲜相对于日本，离中国大陆更近且陆陆接壤），而且在大和系确立对其他氏族的霸权时，其中一些人成为支持大和系的豪族的头领。事实上，这些移民对于大和政权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或许三分之一居住在奈良和京都的新兴贵族家庭，其根源都可以回溯到朝鲜半岛。
2、丰臣秀吉的野心及侵朝
至今没有人了解丰臣秀吉扩张的动机，或许是想攫取额外的土地分封给效忠于他的大名，或许只是贪得无厌的权力欲和自大症发作，总之，丰臣秀吉决心将其权力扩张到日本的疆域之外。
在一封致朝鲜国王的信中，丰臣秀吉说他自己于投胎之时，慈母曾梦日入怀。这个异象清楚表明丰臣秀吉名字的荣耀将照亮四海，正如日光照彻寰宇。他已经平定日本，证明了自己的无敌。最后丰臣秀吉写到，现在他将侵入朝鲜、中国，甚至印度，把日本的风俗和价值观念传播到那些国家。
年4月12日，丰臣秀吉近16万人的远征军在朝鲜南部的釜山登陆，当天就占领了釜山。日军迅速席卷朝鲜半岛，三周内即兵临汉城城下，夏末又进抵图们江。但是侵略军越深入北部，发现困难也越多。朝鲜舰队在黄海切断了日军的补给船只，迫使丰臣秀吉的军需部队不得不由人和马背负着武器、粮食、沿着危机四伏的道路，由南向北穿越半岛境内一个又一个充满了敌意的村庄。朝鲜义军使得日军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他们破坏了日军恢复补给线的努力，迫使日军退回到设兵防守的城镇。
著名的马汉《海权论》中在其前言部分记述了这样一个相似的战例。公元前年，古罗马将领西庇阿在扎马（北非古城，迦太基西南部）击败了迦太基将领汉尼拔，结束了古罗马与古迦太基之间持续了17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人获胜的关键在于控制了海洋。罗马人控制了水路，迫使汉尼拔不得不经由高卢进行遥远而危机四伏的行军，从而令其手下身经百战的部队损失过半；这也使得西庇阿即能够让军队从罗纳河沿河而上前往西班牙，以切断汉尼拔的交通运输，同时还能亲自返回来，在特雷比亚面对入侵者。在整个战争期间，罗马军团都是经由水路，不受袭扰且毫不疲惫地往来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可西班牙本来却是汉尼拔的大本营；而梅陶罗决战，则取决于罗马国内的军队对哈斯德鲁巴（汉尼拔的二弟，迦太基将领）与汉尼拔所率军队的态度，且最终原因还是在于汉尼拔的这位弟弟无法从海路带来援兵，只能经由高卢的陆路对其进行增援的事实。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迦太基的两支军队却被长长的意大利分割开来，于是其中一支就被罗马将领们联合起来消灭了（前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年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大意图（笔者能力有限，暂时只能用这种笔记式草图来画示意图，见谅）
到了年年底，丰臣秀吉的军队在朝鲜陷入困境，个人结队才敢从设防城冒险外出；据说在汉城北部，为了安全，必须人结成一队外出。年1月，入朝干预的中国大军击溃日本军队，迫使日军退守釜山周围的据点。年7月，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侵朝战争，新日本远征军一直打到距离汉城不到72公里的地方。但是，在陆战中遭受惨重损失且海战中也士气受挫之后，日本军队再次退回到釜山的堡垒中。年8月丰臣秀吉死后，日军撤回日本。
侵朝战争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劫掠来的书籍倒是流落日本，刺激了日本人对新儒学的兴趣。被俘虏的朝鲜手工业者在日本定居下来，开始制造至今依然著名的伊万里陶瓷器皿。但是，更主要的是，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持久的痛苦。日本近16万人的大军有将近三分之一死于年至年的严冬，其他有的死于朝鲜义军之手，有的死于劳累、饥饿和疾病。朝鲜人的损失更是难以想象。年日军把汉城付之一炬；年丰臣秀吉再次入侵时，命令士兵杀死任何反抗者，无论战士还是平民，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并且把他们的鼻子割下来腌制后用船运回日本。在京都，丰臣秀吉把好几万那些毛骨悚然的战利品，这些腌制后的鼻子堆积在他的陵庙建筑旁，成为一座面积可观的小山。这个被叫作“耳朵山”的地方栽种着樱花树，现在仍然是春季野餐和赏花的好去处。（所以，面对“豺狼”和“禽兽”，作为一国或一家，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再次发生，作为男人，保护好自己的家。如何不再让这样的事发生，应严肃思考）
一位曾陪伴其大名主人前往朝鲜的佛教僧人和医生，景年，在他的日记里证实了16世纪90年代这场战争的恐怖。景年在他的《朝鲜日志》里描写了许多被他所称的“三毒”，即贪婪、愤怒、不明是非，影响而神志错乱的士兵。某日他写道，“田地被焚，遑论塞防（谈不上什么防御措施）。人或为剑胁迫，或被缚以链条、竹管，足以扼其颈项。父母儿女，泣而相寻，其状之惨，闻所未闻。”这段见闻之后，景年作诗：“山野火燎，士兵狂叫，纵火取乐，战场成魔域。”几天后，景年又看到另一场惨景，人贩子把五、六万名被强行掳往日本的朝鲜人中的部分男女老幼带上来，他们“以绳系其颈，互为连接，驱其前；不能行者，以棒戳击，令其奔跑。”此后不久，僧人又目睹了对南原的残酷进攻，悲伤地记录下：“城中人皆被戮，男女无一幸免。无一人被俘。”类似情景烙刻在景年的记忆里，最后，他断言道：“此处即地狱。”（读到这段，再次深刻体会到一个人的责任，无论你是在上掌权者，坐高位者，还是普通百姓、贩夫走卒，你都有责任保卫家园。所以当时的朝鲜当权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家园，你为什么没有抵抗住入侵者？你有整备军防吗？你治下的国家有钱吗？百姓幸福安康吗？再深入点，你考虑过国家安全和百姓安康的根源和保障在哪？）
3、初触西方
16世纪后半叶（-），大批西方人趁着欧洲海上大探险的最后一波浪潮，开始来到日本。年，葡萄牙人踏上种子岛6年之后，耶稣会传教士法郎士.方济格首先来到日本传播基督教。
种子岛所在位置。今天为日本的航天中心和最大的火箭发射基地，可发射人造卫星和火箭。当初，16世纪，第一支欧式步枪由此处传入日本
第一支欧式步枪传到种子岛后，岛上的统治者通过购买、仿制、掌握制造术后，制成了日本自产的第一支种子岛步枪，在后来不到10年的时间内，制造步枪的技术迅速传到了日本各地。因为正处在各大名争夺日本霸权的“战国时代”，步枪被各大名争相采用，促使了他们的战术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二、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对外关系
1、友好时期
到德川家康成为幕府将军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以及英国的商人和冒险家，在日本中部和西部的港口城镇已经较为常见，许多日本人对他们的体貌差异印象深刻，往往把其中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叫作“红毛”。因为伊比利亚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是从南方，特别是从日本南面的澳门、菲律宾来到日本，日本人就把他们混在一起称作“南蛮”。这个词有时也用来指称所有欧洲人及其风俗的产品。
起初，大多数日本人对欧洲人热情招待。当然，有些人只是因为对遥远的不同文明的外在方面，例如对西方人异国情调的服饰和奇怪而有趣的食物感到好奇。实际上，这时的日本人已经开始食用陌生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甘薯，据说还从葡萄牙人那里学会了做面包和天妇罗（油炸食品）。西方人掌握的有关地理、绘图、造船、航海的新知识吸引了日本人。因为大名们正在相互交战，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政治秩序中争得一席之地，获取枪支和军事技术就成为他们热情欢迎欧洲军火商的理由。最后，一些大胆的日本商人自己走出国门去闯荡，在远离家乡的菲律宾、柬埔寨、暹罗（古泰国）建立了贸易前哨和小型的“日本城”。他们也很乐意为了获利而与欧洲同行开展相互贸易。
日本人也专心聆听法郎士.方济格和其他基督教传教士的宣教。截至年，耶稣会、方济格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声称他们已经让30万日本人信主。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真诚地相信基督的教导，但是信基督和贸易也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些葡萄牙海船只在当地大名欢迎基督教的港口停泊，这种做法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楚，因此有几个大名为了招徕葡萄牙船只，就让他们领地内的每个人都信奉基督教。也许最突出的基督教大名是大村纯忠。年，大村纯忠接受了洗礼，取教名为多.巴尔托洛梅乌，年他把长崎作为贸易港口向葡萄牙人开放。
2、抵制基督教和残酷迫害基督徒
然而不久之后，日本的统治者就开始对基督教抱强烈的怀疑态度，因为圣经教导只能忠于上帝，这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动摇了百姓顺从掌权者统治的思想根基。这应了圣经中那句上帝的话语：“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 上帝而行。(约翰福音3:19-21和合本)”
早在年，丰臣秀吉就曾下令所有耶稣会传教士须于“20日之内”离开。虽然他并没有立即执行命令，但十年之后，他控告6名方济格会修道士，3名耶稣会士和17名皈依者企图进行颠覆活动，并把他们绑在长崎的十字架上公开处死。关于他的反基督徒态度，丰臣秀吉在写给菲律宾总督的信中这样解释：他不能允许传教士在他的国度内传播外国的信条，正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也不会容忍神道教或佛教僧人在他们国家四处传教一样。
虽然对26为殉道者的遭遇记忆犹新，罗马天主教徒还是继续在日本传播信仰，直到德川氏将军加紧了对基督徒的迫害。年，德川家康再次命令所有传教士离开日本。法令宣称，基督教的“有害教条”（如果非要用“有害”一词，其实只对统治者“有害”）只是教唆人民“反忤政令，嫌疑神道，诽谤正法，残义损善”（恶总是把善描为恶，把恶描为善。日光之下别无新事！）。许多外国传教士置将军的震怒于不顾，继续隐蔽地劝导人们信主。于是幕府发动了一场无情的迫害，年在长崎处死了55名基督徒，在全国各地对天主教士及其信徒穷追不舍。到17世纪30年代后期结束对“危险的天主教”的进攻时，已有多达名信徒因此而死，基督教只能在九州岛一些与世隔绝的远离幕府官吏虎视眈眈视线的小村庄里幸存下来。
有一部电影，《沉默》，由主演过《血战钢锯岭》、《超凡蜘蛛侠》的安德鲁·加菲尔德主演，反映的正是德川幕府对基督教宣教士和基督徒进行残酷迫害的这段历史。《沉默》改编自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年上映。
《沉默》剧照
直到今天，日本仍是一片“福音的硬土”，曾有教会在当地宣教17年却无一个日本人信主。
3、“锁国令”及闭关锁国
德川家光把对基督教的迫害，作为在日本全面禁绝欧洲人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位第三代将军的头脑中，西方等于基督教，异国信仰的传播不仅对德川氏在神、佛二教信条中树立其正统地位的企图构成了威胁，而且正如其祖父的禁令中所指出的，也是对本国传统的侮辱（传统不等于正确）。此外，关于贸易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幕府的谋士们都还记得，过去日本西南的大名曾经把对外贸易作为培植自己势力的一个手段，他们把幕府对贸易问题的失察视为可乘之机。
另外，毫无限制的对外贸易，也会耗竭国家宝贵的金银矿产资源。17世纪初，日本的银产量相当可观，约为世界年产量的三分之一。不过与此同时，来到日本的葡萄牙商人每年也把多达20吨的白银装在大帆船上，运回其在澳门的据点。“如果葡萄牙人再享有20年的对日贸易，”后来一位外国观察者写道，“金银就会从‘俄斐’（《圣经.列王记》中盛产黄金和宝石的地方）运送到澳门，这个小镇将会有丰富的金银流量，并成为一份神圣的文书（《圣经》）中提到的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
结果，从年到年，德川幕府先后颁布了5个所谓的“锁国令”，完全取缔了基督教，不准日本人出国，禁止葡萄牙船只来航，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葡萄牙人从澳门遣使企图恢复贸易特权时，幕府将军下令说：“应烧毁船只，处死主要使节及其随从，让这个邪恶的先遣队荡然无存。”年颁布的第6个条令把荷兰人限制在长崎港中部的人造岛屿（出岛），并且只允许荷兰人和中国人来日本经商。
4、“锁国令”下保留的对外关系
除了中国人和荷兰人之外，德川时期获准来日本的外国人里还有朝鲜国王以及统治着琉球群岛的半独立的琉球国定期派遣的外交使节。
琉球群岛所在位置
年，德川家康赞成恢复和朝鲜的正常关系，朝鲜国王也签约同意在适当的情况下派遣使团造访江户。此外，在近世前期，琉球群岛成为一个“藩属国”。14世纪以来，琉球一直处于尚氏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年萨摩藩的大名率领1名武士攻占并肆意蹂躏琉球，年签订的条约，名义上保留了王国的自治权，但实际上把琉球变成了萨摩藩大名岛津家族的属地。从年到年，尚氏国王共遣使15次赴江户，以确认岛津大名和德川幕府的宗主权。
锁国令的颁布以及和朝鲜、琉球群岛缔结的条约，扩大了幕府权力的武库。源氏和足利将军已被指定为国家的保护者，而德川统治者更进一步，他们索取了制定国家对外政策的权力。幕府采用象征性的活动和仪式，来体现他们已经登上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巅峰。意味深长的是，外国使节的扈从人员大多不在京都停留去谒见天皇，而是急忙赶往江户。这些人员抵达江户是件大事，幕府待以盛大的仪式，演奏古典管弦乐，表演马上骑射和其他军事技能，他们也向幕府赠送数量可观的具有象征性的礼物。从朝鲜使节那里，将军可以收到大量的丝绸、人参、精致蜂蜜，还有从朝鲜崎岖不平的山区猎获的虎皮。
而且，从年到年，朝鲜和琉球的使团屡次到日光拜谒，意味着德川家康的权威已经越出日本海岸，成为“宇宙之神”。年，朝鲜国王把一个大铜钟用船运送到日光，形象地表达了这种观念。铜钟上的铭文歌颂了德川家康的伟大：“日光东照宫为东照大权限、佛陀化身而建。德行无边，众生感念。后嗣神祇承继伟业，且弘扬光大。吾王闻之，喜甚悦甚，敕造是钟。”幕府官员在阳明门右侧造了一座钟楼，每位前来日光朝拜的大名和皇室特使都能看到这段称道德川幕府不可一世的威严的颂词。
从年开始，长崎荷兰商馆的代表也开始每年造访江户。然而，有时幕府对那些商人很倨傲，喜欢用露骨的粗鲁来显示幕府的显赫。年荷兰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回忆，“等了接近一个小时，而将军就坐在接见厅里”。最后，一个管家引导客人来到将军跟前。在那儿，据其中一人说，“为了表示谦恭，我们都不得不用日本人的方式，头着地爬向”最高统治者。确立好等级次序后，“一场闹剧上演了”，将军先是提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然后让客人“脱掉外套或礼服，笔挺地坐着以便他审视我们。一会儿让我们站起来走动，互相致意，一会儿又让我们跳舞、跳跃、扮酒鬼、说日语和荷兰语、画画、唱歌，让我们穿上外套，然后又让我们脱掉”。最后，一位年轻人愤慨地说，“我在一首用高地德语演唱的情歌声中跳了一支舞”。
三、对德川幕府政权的总结
对外交政策的控制使德川幕府不断增长的统治特权又多了一项。17世纪上半叶，江户的新政权使天皇及其朝臣只能仰其鼻息，使佛教组织只能屈从于世俗的政律，而且还顺服了大名。当德川幕府强迫地方大名执行参觐交代制，以及要求代表日本人民处理对外事务时，它已跃升为日本中央统治的焦点，而且，它左右其他社会中坚和制定影响整个国家的政策的才干，令从前京都的天皇和太政官，以及早期的镰仓和足利幕府都黯然失色。
起初，德川家族依靠暴力、武装力量及物质财富的高压，来推进对国家统治权的诉求。但是到了德川家光去世的年，马背统治者的形象已经让位于一个崭新的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形象，它从佛教和神道教获得了道德权威，另外又从新儒学中汲取了哲学支持。与此同时，新的权力结构和统治权术涌现出来。到17世纪中期，不是德川将军个人，而是训练有素的官员组织—幕府，依据法令、官僚体制和有据可查的先例管理着各种事务。
17世纪上半叶，地方大名也设法握紧自己领地内的大权。大名没有像德川家康似的被神话，但他们也通过捐助地方宗教机构和宣传新儒学的学校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且，因为亲历了德川幕府统治的仪式，如轮流居住在江户和领地以及作为获得授权文书的交换向幕府宣誓效忠，大名宣布他们也处于一个正统性最终来源于天皇的全国范围的体系之内。当大名转变为强大的地方长官时，他们开始更为明显地侵入藩内居民的生活。正如幕府将军在其直辖领地的做法那样，大名也在他们领属的藩内颁布法令，征收赋税，制定使他们的权威流布每村每户的管理体系。就这方面而言，17世纪早期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国家的控制：无论是政治中心江户控制其他社会中坚的能力，还是将军、大名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他臣民的能力，都比日本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更明显、更深入。
然而，不管德川将军和地方大名的势力多么强大，他们都不是独裁者。就他们对权力的要求来说，他们并没有无限的对策，有时他们也会发现自己有所不能。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平时武士贵族对于独立掌管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没有兴趣。表面上看起来这就是个武士的时代，但是在很多重要方面，近世早期最后也变成了普通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日本的普通男女：农民、商人、还有手工业者，塑造了日本商业、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特征。
参考资料：
1、《日本史，-：从德川幕府到平成时代年崛起与强盛之路》，詹姆斯.L.麦克莱恩著，王翔、朱慧颖、王瞻瞻译，海南出版社。
2、《海权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欧阳瑾译，群言出版社。
“模历工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