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本绪陕西省中医研究所顾问

贺本绪(～)，山西省静乐县人。少年时期开始从师学医，青年时期在当地执教兼行医。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历任山西省牺盟会静乐分会协助员、军医、卫生队长、科长等职。一九五四年转业后曾任陕西省卫生厅中医处副处长，陕西省药物研究所副所长，陕西省中医研究所顾问。毕生精研《内经》《本草》等医籍，重视吸收民间医疗经验，学术上讲求实际，对脾、肺、肾学说有独立的见解，并贯穿于诊疗之中。著作有《贺本绪医案》《简效百方录》等。

我幼年入私塾，十五岁读完《五经》考入县立高等小学，课余之暇，借邻舍家的《本草备要》《濒湖脉诀》，不求甚解地阅读了一遍，多少有所感受，对医发生了兴趣，于是立志学医。

求师

自学一年多后，虽然文字还能懂，但医学术语甚多，理解较为困难，左思右想，非求师指教不行。十七岁那年春节，我去给一位秦老医生拜年，我说愿学医，请秦老指教。秦老乃科第出身，品学兼优，擅书法、绘画。他说；“多读书，打好基础，先系统学习《内经》《伤寒》《金匮》及《本草纲目》等经典，你无钱买书，可拿我的书读。”我求得如此有名望的老师，多么喜悦！后我潜心读书，以师礼事秦老，每十天半月到家请教一次，听他讲授，把他讲的都记在笔记本上。一次秦老审阅我的笔记，在本子上批云；“了草，遗误，须留意。浮躁轻率，为医者之大忌。”我接在手里一看，不觉脸红了一阵。回家后冷静思考，才意识到：此不仅是批评文字上的一点毛病，而是要求学医的人务必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好作风。语意深长，我久记莫忘。跟秦老学习三年，多半是讲解《内经》，同时对我自学的问题作指导。三年学习，在医学理论上打下了一定基础，为以后阅读历代医家的论著，创造了条件。

学诊法

平时我常去县城外一小寺读书，长老常讲道说法，想引导我修行入道，我顺便请问有关性命之理，这对学习《内经》有关养生的条文很有帮助。因我不入道，未得修真养性之术，但对精、气、神学说有所领悟，对后来临证多有帮助。某夏有一游方僧佛名诲惠，宿寺中，谈经说佛，论医道讲诊法。我见非平常乞食游僧，便尊称师父，拱手请教脉法。僧日：“脉称虽繁，大抵以兼脉为多，总以浮、沉、迟、数四脉为主，兼弦、细、滑、涩，八脉尽矣。于脉有力无力以分阴阳虚实。初学脉必须手持、口授，先认清脉象，日后见证多自然心领神会。”僧留住三月余，每日求诊者只接受十余人，我就有机会亲手切脉，受其指导，学有门径，定部位(寸、关、尺)以分上中下，别脏腑、持九候(浮、中、沉)以察气血之盈亏、脏腑之虚实、寒热之变化。还教以诊趺阳、太溪，断脾肾之有无，决生死顺逆。后来临证遇到危急之症，必诊趺阳、太溪，此二脉有一分动静，即有一线生机，得救颇多。我们相处时间不长，受益却不少。

学药性

学好药之气、味、功能、主治实不容易，往往看书多遍老记不住。我想古传神农尝百草以疗疾，我何而不为！通过相识进入一家药店，在老师傅的帮助下先认药——饮片，原药加工炮制也学了一段时间。在认药过程中又亲口尝药，品其气味。或干嚼，或煎服，先尝平性药，后尝剧烈药，先小量，而后中量、大量。然后以相类药合二三味尝试，反复尝过了常用药百余种。根据药后反应，约略知道了部分药物的轻重浮沉、寒热温凉，幷试出各类药的一般用量之太小。从尝试中体会出：气轻味薄之疏散药，宜轻剂量小，重剂反而力小，且有某些副作用；消导药宜中量而缓进，量大则胃腹不适；苦寒泻下药，宜酌情予以中、大量，一般中病而止，多投则损气；剧烈药只宜小量，过多则副作用大。毒性药可引起中毒。滋补药量大方有力，小则无济于事，但宜辅以少许调胃药，否则滋腻难消。这些用药法，在初试时体会较浮浅，临证时长了，体会就深了。

年长二十岁，该自谋生活了。由于家境贫穷，做了乡村小学教师。在安静的环境有较多的时间读书，而且山区生长药材多。我寻访过几家老药农，听他们讲采药的知识，跟随上山采药，学会一些采药技术，认识了生药，见到药材的生境、形态，对于了解药性又进了一步，为以后在农村就地采药治病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医药很困难，我带领一个采药队进入深山野林采药，炮制加工，制丸散药，为部队补充了一部分常用药品。

“十八反”不悉为何人所创。《本草纲目》品列相反诸药，比十八反又多了几种药，但也和其它本草一样没有说明相反之理。我从药性上思索，其中有的是可用的，并不反，有的本身就毒性很烈，与相反无关。有的是炮制方面的原因，反应不同。我尝了几味所谓相反药，如海藻、甘草各三克同服毫无反应；服六克胃里稍觉动；服九克反应明显，觉胃里转动、舒畅。芫花、甘遂本身有毒，经尝试，无论各味单服或各味加甘草服，都有恶心呕吐反应。查本草芫花醋炒，甘遂面裹煨，如法炮制后，单服或加甘草同服均无上述反应。我不习惯用大戟，故未试。半夏、瓜蒌、贝母，每种常与附子同用，不怀疑与乌头相反。曾用半夏与乌头共服，无不良反应。白芨、白蔹临床上不可能与乌头相伍，无必要尝试。藜芦本身毒性很大，单服或加党参同服，都能引起严重呕吐，没有轻重之别。经过亲自尝试证明：“十八反”应区别对待，不应一概而论。更希医界高明，提供相反的理由，让大家学习，解开“十八反”之谜。

行医

我在乡村教学期间，农医少，求医很困难，尤其穷苦农民，根本请不上医生。群众见我天天在读医书，就希望我给治疗。我自己也不忍坐视群众的疾苦，于是对一些小伤小病都给予治疗，尽管技术有限，也治好了一些病，日子长了看病的人逐渐多起来。这时为了适应治病需要，又从秦老家借了《千金方》《景岳全书》《傅青主女科》《医方集解》几部书。秦老说：“这些书全在应用上下功夫，你现在能看病，这些书就更实际啦!还有刘、李、朱、张四家的书要读，多读书多开眼界。”教了几年学，看了不少书，可喜者边看病边学习，得到不少实际经验，幷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三四年我结束了教学工作，专事医务。友人劝我在城市开业，所渭“求名于朝，求利于市”。我说历代医家多重医德，而名利不可得。修“医德”，尚可为，多给一些穷苦人解除一些痛苦为好。我习惯农村生活，巡回于晋地各农村，不像一些走方郎中，不留姓名行址。群众也认为我是本地人，多愿接近。我看病卖药不说假话，不计报酬，遇穷苦人每施药救治。每到之处常访求当地名医，采收民间单方验方，经过六年时间，收集了四百余方，后日寇扫荡，一炬而烬。解放后经回忆起来的有百余方，编了一本《简效百方录》小册子。这一段时间里，交了不少朋友，相识了许多老医生，学了众人的专长和经验，深有集思广益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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