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对我在“地缘政治理论与中美权力转移”小组讨论的发言内容的扩展。其实我的发言内容，还有我今天更新的文章，主要内容取自笔者今年10月份即将出版的新书《崛起大国战略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历史启示——体系变革与战略塑造》，全书大概43万多字，本期更新的文章的部分内容来自书中第三章和第八章。但为了压缩篇幅所以很多内容放到网上文章都做了缩略，此外参考文献我全都没有放上来，也是为了版权问题，还望读者谅解。不过下面很多口语化内容在书中没有体现，网络文章放上来就是为了更方便一些。限于本人水平有限和时间紧迫，所以书稿大家不用过多期待，哈哈。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指出:“实质而言，当今的国际政治在本质上与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古希腊世界没什么区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所引发的国家冲突与战争具有强大的结构性作用，人类迄今为止也没有避免。
不得不承认，杰出的天才或魔鬼，对重大历史进程的影响难以估量，下面提到的历史上的海陆争霸，都不乏关键人物的推动，历史已经向我们昭示：像凯撒、汉尼拔、拿破仑、希特勒这样的征服者，因为其战略思维的独特性和野心勃勃，要让他们敌人以十倍的代价来弥补这种天才或鬼才所造成的实力鸿沟。
一、对海陆制衡的理解
今天既然我讨论的主题是海陆制衡的概念，首先就概念本身我先做个说明：海权与陆权作为地缘政治的两个核心变量，应当将权力放在特定地理要素与国家战略的互动角度进行分析。我们需要借助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概念来理解海权与陆权。
马克思·韦伯（MaxWeber）的定义是：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权力是一种不对等的支配关系，拥有权力的一方支配没有权力的另一方。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力是一种不对等的支配关系；权力是一种制度化的、相对稳定的支配关系。
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一国的相对力量规定着它达成国际目标的能力。但是，在同一复杂的概念中，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国力随着实力中心的对外通达性而异。因此，一国的力量决定着它通过外交手段来强行解决问题的深度。在现代实际生活中，增强国际政治力量的办法是通过若干国家结成同盟或国际组织，即俗称的“实力集团”。这些实力集团具有“超级国家”的某些特征。
总之，接下来所讨论的海权与陆权，可以从权力维度理解为相互作用的三层含义：第一、以海军和陆军为主体的国家军事战争与国防威慑能力；第二、对陆上与海上战略的塑造能力、对大陆与海洋的权力投射范围；第三、与其他海陆强国的战略关系所带来的海权与陆权权力的“加成”或“削弱”，即其他强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制衡本国的海权与陆权崛起。
二、接下来我们在来回顾一下关于海陆制衡的经典历史案例：
（一）雅典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与斯巴达本来是抗衡波斯帝国远征的同仇敌忾的伙伴，话说薛西斯大帝觉得爱琴海沿岸都是好地方，风景不错，因此想据为己有慢慢欣赏，所以有了希波战争（纯属玩笑）。当然尽管波斯帝国海上战败，但它绝对是古代西方历史中第一个陆海两栖霸权，你可以看看地图，希腊半岛这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地盘，和波斯帝国的广阔疆域（大概略小于今天的澳大利亚版图）相比，后者有鲸吞前者的地缘形态。实际上在希波战争后期，雅典与斯巴达就开始有了更多纠纷，后来波斯人聪明了，我干嘛征服你呀，先挑拨你俩矛盾，你俩竞斗，我坐观血腥厮杀多好（这可以视为西方最早的类似米尔斯海默所描述的推卸责任吧）。所以波斯人就支援斯巴达来对付雅典，可以说是隔岸平衡战略的鼻祖。雅典算是一个多金“民主”的海洋身份认同的城邦，斯巴达则是强调克己尚武专制的大陆身份认同的城邦，这也算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有历史记载的陆海竞斗的案例。
雅典权力的繁荣增长与传统霸权斯巴达的衰落，导致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聚合度急剧下降，雅典作为新兴的权力中心正在主导一个新的联盟崛起，几乎所有城邦都在此国际秩序中被重新分配与组合。公元前—前年，地中海文明世界分裂成陆上强权斯巴达与海上霸主雅典为首的两大阵营，双方的海陆对抗点燃了希腊“世界大战”。在战争的战略准备、进程等阶段，雅典与斯巴达展开了海权与陆权的战略博弈，从战略目标来看包括帝国战略或霸权战略，也包括小国战略。“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希腊人打希腊人的战争，双方的武器和掌握的技术都大致相当，而其所不同的是一为海上优势，一为享有同等实力的陆上优势。他们各自都拥有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指挥官。而他们所实施的战略却如此不同。”
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斯巴达领导着在很大程度上以陆地为主的军事联盟。到公元前年战争结束时，斯巴达已经取代雅典成为希腊海上霸主。但在公元前年，斯巴达舰队遭受沉重打击，尽管仍是海上强国，但其海上帝国时代结束了。在斯巴达，海上霸权缺乏精英阶层的支持。对斯巴达而言，海军是一个奢侈品，但也是诱惑品。斯巴达舰队的命运主要掌控在其创始人莱山得一人身上。造船资金和船员工资的最重要来源是波斯，波斯人决定出巨资打造一支新海军，以与雅典决战。为了获得波斯的帮助，斯巴达放弃了小亚细亚半岛沿岸的一些希腊城邦。斯巴达战略转型的主要目标是摧毁雅典的海上实力，在短期内，它可以通过与波斯的合作来实现此目标，但从长期看，联盟都是脆弱的。斯巴达文化中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在战略转型的实践中容易转化为机会主义，这对其海上扩张既是一个刺激因素又是一个阻碍因素。
（二）罗马帝国的海上转型与“迦太基必须毁灭”
罗马人本来是陆军起家，最终将地中海变为内海也是陆权力量扩展的使然，但不能忽略的是，对迦太基的征服，罗马发展了强大的海军并试图将海战变为陆战，每次罗马元老院开会时，都会高呼“迦太基必须毁灭”，如果要是电影画面呈现这一幕，一定是极其霸气的。作为一个霸权，这种与对手竞斗的气势、不惜远征的权力投射决心，是罗马帝国精神的体现。古罗马从陆地强国变成海上强国有着漫长的历史进程。古罗马从地理位置上看是一个大陆强国，而且在台伯河以南的古罗马中心地带拉丁姆，土地非常肥沃，能支持大量人口，农业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古罗马所处的地中海世界是一种残酷和多极的无政府状态，所有政体，无论是大的、中等的、还是小的，无论是君主国家、共和国家、民主国家，还是联邦国家，都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的。古罗马具有融合并吸收其他种族文化的能力，它依靠具有长期的和良好的传统的希腊邦国使自己的海上力量倍增。当古罗马与迦太基发生冲突时，古罗马政府很快适应了海战需求，然而这种布匿战争期间的海洋变革只是功能上的，没有渗透到古罗马社会或文化，没有产生永久性文化影响。但古罗马统治者在开发战略思路方面保持了灵活性，并持续坚持对盟友的传统依赖。
（三）奥斯曼帝国的地中海争霸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纯陆地强国，变成具有一支规模庞大和力量强大的海军所需的一般条件。与奥斯曼崛起有关的大的地缘政治环境影响了奥斯曼决定成为海上强国的时间和原因。奥斯曼接壤的邻国的地缘政治特点与地中海东部国家的大体相符，刺激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陆扩张，并限制了奥斯曼帝国对海洋力量的需求和可行性。从16世纪早期开始，地中海就受到因美洲新大陆以及连接大西洋欧洲和亚洲新航路的发现而导致的巨大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地中海的重要性逐渐衰退，奥斯曼海上力量越发被别国忽视。奥斯曼扩张主要有两个海洋区域，即地中海和红海/印度洋，奥斯曼对前一个区域采取的是防御和巩固策略，而对后一个区域采取的是防御态势，目的是重新夺回与亚洲的连接通道，而奥斯曼帝国未能使他们的地中海战术和技术适应印度洋的需要。奥斯曼帝国海军的建立面临着造船技术的挑战、航海技能的提高以及水手能力的培训。奥斯曼帝国的漫长陆上边界线以及大量强国（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和萨芬等）对它边境的压力造就了奥斯曼的战略思维，奥斯曼扩张的重点在大陆，这与葡萄牙和威尼斯依赖于广泛散布的港口网络扩张模式形成对比。最容易克服的可能是技术专长、技能以及劳动力，最难克服的是政治条件，如国家的主要威胁和利益是在海洋还是在陆地。
（四）“掉进坑里的大熊”、“无敌舰队”西班牙
西班牙可以说是近代史上第一个陆海双料霸权，即使是后来的路易十四太阳王尽管陆上为王但海上争霸是不如西班牙的霸业。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至西班牙统一伊比利亚半岛前，采取海主陆从的大战略取向；主要在海上采取扩张政策，陆上维持现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制衡倾向，获取全球航线的控制权、掠夺殖民地财富、扩大跨大西洋贸易额。年的雷班托海战虽然取得胜利，但却让西班牙对传统的“接舷战”和海军建设更为固守，年西班牙对英作战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采用了新式战舰和新式火炮、海战战术的突破与革新、英国优秀海军将领的指挥、西班牙缺乏后勤补给基地等等。年至年，仍然采取的是海主陆从的大战略取向，但战略重心开始向陆上倾斜，与英国展开海军、海上航线和殖民地贸易的争夺，同时加大对尼德兰革命的陆上干预，在陆上采取扩张政策，并且开始制衡低地国家的独立和崛起。三十年战争到年《比利牛斯条约》签订，海陆并举的大战略取向，对海陆强国都采取了强力的制衡行动和扩张性政策，战略资源分配严重分散化，在海陆两个大战略方向上同时与英、荷、法、土耳其等国交战，耗尽国力，霸权衰败。“西班牙帝国三面受敌，这就像掉在坑里的一头大熊，比任何进攻它的狗都要强大，但是，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
（五）经商但缺少持剑的海上马车夫-荷兰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持剑经商”，不让海军跟着国家的核心利益走，那么你就好像一块待宰的羔羊，迟早会有其他大国将你瓜分。荷兰的悲剧在于太有钱，但陆上国防力量太弱，尽管它的金融实力在欧洲登峰造极，但是一旦爆发战争，它对其他国家的投资和信贷反倒成了短板和弱势。后来的英国人就聪明多了，海外贸易开拓到哪里，我的海军就必须投射到哪里，如果是内陆，那我就想办法用投资、贸易和外交来缔结临时同盟瓦解对手。年荷兰共和国成立至年间，采取海主陆从的大战略取向；在海权方面采取扩张性政策，在陆上防御西班牙的进攻，联合其它强国制衡西班牙的扩张。凭借金融、工业、商船队、武力征服和控制海外贸易据点建立了海上霸权，并开创了海上自由航行原则。囊括了全世界五分之四的海上运输量，殖民地遍及亚非拉和大洋洲。年英国颁布《航海条例》至17世纪末，荷兰虽想极力维持海主陆从战略，并于到年间爆发了三次英荷战争，但随后陷入与路易十四法国的陆战，被迫采取海陆并举的大战略，以防御性的目的来同时制衡海陆两方面的强国，最终招致海上霸权的衰败。直到年光荣革命后，尽管是英荷两家合作，但荷兰更多的是追随英国不再能够独立发挥战略作用。
（六）法国“天然疆界”的诉求与海外殖民扩张
法国可以说在拿破仑之后再无拿破仑，也就是戴高乐还能算是旱花一现。但是拿破仑和拿破仑时代以前的法国，绝对是名震天下。无论是黎塞留在三十年战争中的雄才大略和“国家理由”，还是太阳王的“朕即国家”和近乎拿破仑式的欧陆争霸（最主要是得以善终、虽然法国开始衰落，但还能延续近百年才被法国大革命推翻），或者拿破仑的横扫欧洲、打的整个欧洲“无人敢称帝”
法国历史上经历了四次重大海洋变革，在每一次变革期间，法国都没有经受住陆上扩张的诱惑，对大陆天然疆界的追求让法国连年与欧陆大国开战，在陆权与海权的两难选择中稀释了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战略潜力。法国的第一个变革发生于16世纪，私人利益比国家资源发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第二次也是最大一次的海洋变革发生于17世纪后30年至18世纪前10年，法国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但没有将强大的还好是哪个力量与活跃的海上贸易和积极的对外政策进行有机结合。采取陆主海从的大战略取向；主要制衡西班牙的陆上扩张，法国在陆上采取了有限扩张的政策，而海权方面采取防御性策略，海军更多是作为一支战略力量存在，作为陆权扩张的辅助性工具，通过三十年战争和随后的法西战争，到年成功取代西班牙成为欧陆霸主。到年后，科尔培主义出台。采取海陆并举的大战略取向，在海上和陆上制衡其它的海权大国、心脏地带强国和陆海复合型强国，海陆两个方向都实行了进攻性政策。在17世纪末建立了欧洲最强大陆军和在数量上远胜英国的海军，建立了广阔殖民地。但随着奥格斯堡联盟的反法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英法“七年战争、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后，其海上和陆上霸权都陷于衰败。
第三次大致发生—年，是法国最成功的一次变革，但没有为国家带来任何好处。第四次发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此时法国和法国海军都已进入现代工业年代，为了与几个敌对国家占绝对优势的海上、海军和经济能力竞争，法国不得不对其政治、技术和经济进行了重大变革，采取陆主海从的大战略取向，在海陆两方向都表现出一定的防御性态势，联合心脏地带强国和海权大国制衡德国，其基本的海权和陆权战略，乃至国家大战略都基本是为防止德国对法国陆权的威胁。但收效甚微，并未显得更成功。首先，内部民族团结是任何海洋变革成功的先决条件，法国对国内政治权力的长期巩固削弱了海洋变革的效率，没有中央集权，就无法有效协调海外海上行动；成功进行海洋变革的最大挑战是社会、经济、政治和行管。总之，要想使海洋变革成功，必须对海军战略与外交政策和总的国防政策的集成进行充分的评估。
里夏尔·格里韦尔男爵、泰奥菲勒·奥贝等“青年学派”将技术因素加以极端化，认为运用鱼雷、水雷、潜艇及其它小型舰艇就可以将对手港口封锁而无须追求制海权。法国为了能分别在陆上和海上与德英两国展开竞争，通过商业战争的方式可以最经济和有效的抵消自身的弱势海权。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考虑到敌人（英国）的强大和己方资源的有限，法国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建立一支由小型、快速舰种为主力的舰队，创造性、进攻性地使用鱼雷、潜艇等技术，避开敌人大舰队，而打击敌人的商业航线，制造敌国内部的混乱，使敌人最终按有利于法国的条件谈判。它主张法国主动放弃建立类似英美海权力量的对称性战略，减少对船舰巨炮的海上战略资源投入，在陆主海从的基础上，通过有限的海上战略转型来实现最大化收益。
（六）威廉德国的海权偏执与英德对抗
德国并不乏有着广阔历史视野的战略家，无论是克劳塞维茨、俾斯麦、老毛奇、还是德尔布吕克、兰克、德约等人，都从军事战略为先导塑造了普鲁士的地缘大战略，但是很遗憾，到小毛奇和施里芬时，德国退步到了战略让位于战术，施里芬的精密战术算计没有考虑到德国可能面临的战略障碍，直到一战后，德国包括西方人开始反思，才真正开始重拾大战略传统。
俾斯麦以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有点算是有战术却缺少战略思维的国家，这么说虽然有点以偏概全，笔者承认是有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头脑中是有战略思想的，但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所造成的体系结果和系统变迁的方式埋葬了第二帝国，很难说落实了高明的战略规划。威廉二世虽然是个君主，但也算是有民主倾向的“好皇帝”，个人虽然有一些精神缺陷和小儿麻痹导致一只胳膊天生残疾，但这个人如果你去读一下他的回忆录，他还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只不过他太另类，没有继承普鲁士的陆权主义传统，反而迷恋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可能觉得海军这个“玩具”比陆军好玩（说白了就是烧钱烧的多，然后看着气派、还能让其他国家对德国侧目）。确实威廉皇帝做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认为德国是要称霸整个欧洲，但与威廉皇帝预料的其他国家纷纷倒戈追随德国不同，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分别与法国、美国、日本、俄国改善关系，拉起了欧洲联盟一起对付德国。
关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脆弱崛起和从大陆走向海洋的战略转型，以及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和一战的根源，是21世纪初以来，学术界最偏好于拿这个案例来类比或反思对中美关系的启示或教训。
艾尔·克劳（SirEyreCrowe）从维护英国战略利益的视角，阐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试图打破英国海上力量的绝对优势。一旦德国获得了海上绝对优势，那么无论德国的战略意图是什么，都将与英帝国的存续是不相容的。由于其他列强的存在，德国的扩张步伐不会止步于年俾斯麦缔造的战略地位，德国自视的“天定命运”及要求在国际舞台上分割既有的殖民地、势力范围、大国声望等诉求，使德国自俾斯麦下台后，迅速走上追求殖民帝国、舰队建设和世界强国的道路。德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它在现有物质权力分配格局中的份额。克劳更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