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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策略的调整

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经过近16个月的战略进攻，日军已推进到包头、风陵渡、开封、信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并占领和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以及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大量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使其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到年底，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已达到24个师团，在中国东北有关东军8个师团，国内只留有1个师团。到这时，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已达44.7万多人。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士气已渐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财政经济日益陷人困境。在日军占领的地区内，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则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大量兵力，形成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对日军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南昌、襄(阳)东、湘北、枣(阳)宜(昌)地区，广西南宁地区，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西部等地，继续对日军进行防御性作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抗战的局面。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使日本既要准备对苏作战，又要同英、美等国争霸太平洋地区，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力量已接近极限，因而，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开始出现战略相持的局面。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一些调整。在军事上，日军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

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了同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关于日本不以中国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方针。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规定，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仍应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政略”。12月，日本设立“兴亚院”，由首相兼任总裁，统一筹划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事务。

在政治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实行其所谓“以华制华”的方针，在占领区内扶植和强化傀儡政权，建立“新民会”等汉奸组织；在察南、晋北等地建立地区性的傀儡政权。日本收买的汉奸头目多半是北洋军阀时代的旧官僚，这些依仗侵略者刺刀维持的汉奸政权，在中国人民中没有多大欺骗作用。因此，日本侵略者攻占广州、武汉以后，又策划建立新的统一的傀儡政权。

在经济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弥补其兵力和资源的不足，加紧贯彻“以战养战”的方针，大肆劫掠占领地区的资财，发行货币，统制金融，掠夺工矿资源和农副产品，建立所谓“长期自给体制”。年4月成立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两个对中国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机构。日本为了解决全面侵华战争所需要的庞大的人力资源，大肆掳掠中国青壮年充当劳工、抗战期间，日本以欺骗、掳掠等手段，强制役使中国劳工达上千万人。

在思想文化方面，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新民”思想和“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等，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日本侵略者还加紧对中国的文化掠夺。日军所到之处，大批文物被抢掠,许多著名的古迹和文化设施被毁坏。

日本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分化、诱降的一个重大步骤，是策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年夏秋，汪精卫集团的代表同日方代表秘密磋商妥协停战条件。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更换人事组织”,参加“新秩序建设”，日方“并不予以拒绝”。所谓“更换人事组织”，实际上是暗示汪精卫:日方坚持“扶汪排蒋”的方针。11月20日，汪精卫集团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军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投降卖国文件。按照预定计划，12月18日，汪精卫等由重庆乘飞机至昆明，次日又转飞越南河内。追随其先后叛逃的还有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12月22日，近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签订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古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有驻兵权；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中国在华北和内蒙古地区应积极地向日本提供资源开发的便利；如满足上述要求，日本可以不要中国军费赔偿，可以撤销领事裁判权和归还租界。12月29日，汪精卫以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电(即“艳电”)的方式，响应近卫声明，主张国民政府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要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汪精卫集团降日反共、甘当汉奸卖国贼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美、英等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后，正是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动的时期。在欧洲，英、法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活动，采取纵容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并于年9月背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慕尼黑签订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协议，实际上是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11月，英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在远东，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也同样笼罩着绥靖主义的阴云，因此中国报刊舆论提醒人们警惕国际绥靖主义分子搞“远东慕尼黑阴谋”。

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并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使它同英、法、美等国的矛盾加剧。英、美等国为保持和维护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殖民利益一方面逐步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使中国有可能对日本进行消耗战，借以削弱日本的实力；另一方面对日本采取浓厚绥靖主义色彩的妥协政策，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竭力缓和同日本的矛盾。

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着重要利益，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事实上损害着美国的在华利益。对此，美国政府曾多次发表声明表示不满。年底和年1月初，美、英、法三国分别向日本递交了不承认“东亚新秩序”的照会。年12月，美国政府首次宣布向中国提供万美元借款，中国以桐油偿还。美国开始援助中国抗战，对中国军民的士气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年3月，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4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美、英在太平洋的属地。日本南下的狂妄野心，促使美国对日本采取一定的遏制政策，对中国抗战采取进一步支持的态度。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年签订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1月宣布修改中立法，取消对交战国约束性的武器禁运。年3月，美国宣布不承认汪伪政权。4月，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万美元的借款。但美国在帮助中国抗日的同时，仍然不愿中断对日贸易，一直卖给日本大量钢铁、石油、机器设备等战略物资。年11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同日本外相签订临时通商协定，继续保持贸易关系，尽量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直到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其攻击矛头直指美国，美国的远东政策才发生较大变化。

10月，美国为中国提供万美元的钨砂借款。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重申不承认汪伪政权并正式宣布将向中国贷款1亿美元。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旨在授权总统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租借法案”。随后，罗斯福表示将无条件援助英国、希腊、中国等国家。4月，罗斯福签署命令，批准美国军人可以辞职加入陈纳德组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以帮助中国与日本空军作战。4月和5月，罗斯福两度批准向中国提供价值余万美元的军用器材和武器弹药。7月，罗斯福还批准向中国空军提供装备和人员。10月，美国向中国派出军事代表团，美国军队开始介入中国抗战。在美国加紧援助中国的同时。从年4月开始的美日谈判于11月26日完全破裂。这样，美、日两国最终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从此，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美国成为中国抗战的坚定盟友。

中国政府一直力争英国援华抗战。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后，中国再次呼吁英国对日采取行动。年3月至8月，英国向中国提供万英镑的借款和多万英镑的信用贷款。但是，英国慑于日本的威势,继续以牺牲中国的权益向日本妥协。年7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缔结协定：英国政府承认日军在中国的战争行动，对“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这样，英国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方面曾对此发表抗议声明。9月，德国在欧洲燃起战争大火，英、法对德国开战。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法国政府准许日本使用越南机场，并禁止中国使用滇越铁路。英国为了应付德国在西欧的进攻，在远东继续对日本作出妥协和让步。年7月，英国顺应日本的要求，封锁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三个月，同时还中断了通过香港的对华物资运输渠道。这一行动再次对中国抗战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年9月后，美国根据国际局势特别是远东局势的进一步变化，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程度。在美国的带动下，英国也于年向中国提供万英镑的借款和贷款。年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署军事同盟条约，标志着德、意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公开支持。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11月，德国方面表示愿意再次出面调停中日冲突，被中国方面明确拒绝。年7月1日德国宣布正式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中德关系急剧恶化并最终中断。7月2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此后，中德贸易也完全中断。为了缓和对日关系，避免在遭德军进攻时东西两面受敌，一贯支持中国抗战的苏联于年4月13日与日本订立《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特别宣称“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中国政府声明，此条约对中国绝对无效。

国民党的反共妥协倾向和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对中共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次全会的决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其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进步青年。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在一些地区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名为抗日，实际上经常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磨擦事件，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陕甘宁边区，从年12月到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磨擦事件多起。在华北，山东国民党军秦启荣部于年4月在博山袭击八路军部队，捕杀团以下干部战士余人。年6月至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遭到国民党军队90多次进攻，被杀人，被扣人。年6月11日，国民党军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根据地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捕杀干部、战士多人。在华中，年6月12日，国民党军杨森部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杀害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掠走枪支财物。9月，国民党军湖北省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在鄂东新集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残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余人。11月11日，国民党河南确山县县长率军警特务袭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医院伤病员、军属和当地群众多人。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年2月，日军经过周密准备一举攻占海南岛后，于3月发动攻占南昌和截断浙赣路的作战；5月，发动襄(阳)东作战(随枣战役)；9月，发动湘赣作战(第一次长沙战役)和攻取南宁的作战(桂南战役)。日本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目标，主要是切断中国华南沿海补给线路和巩固武汉外围据点，以进一步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南昌战役开始，国民政府统帅部调集部队，企图固守南昌，没有成功，南昌迅速落入日军手中；后组织反攻，欲夺回南昌，再次受挫。随(县)枣(阳)战役和第一次长沙战役，经过激烈战斗，击退日军的进攻，恢复原来的防线。在桂南战役的反击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取得昆仑关作战的重大胜利，但未能夺回南宁。年3月，傅作义指挥的绥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年至年，卫立煌指挥的第四集团军等在中条山西部多次粉碎日军的进攻，守住了中条山防线。年12月至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冬季攻势，全国各战区几乎都参加了作战，参战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正面战场这次较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给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在年5月开始的枣(阳)宜(昌)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激战中，率部冲杀，身负重伤，最后壮烈殉国。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放弃抗战，但同时却开始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和平”谈判。进入年后，日本加紧策划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并再次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由汪精卫同华北、华中地区的汉奸傀儡的政权头目商谈，于年3月在南京拼凑成立伪中央政权，汪精卫自任行政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面把重庆国民政府的林森列为主席。这实际上是“虚位以待”蒋介石和重庆方面入伙。为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军部于5月发动宜昌作战，并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6月，日军攻占宜昌，控制了人川门户。在上述政治诱降和武力进攻的背景下，日本军方代表同重庆政府代表秘密磋商停战条件。年3月上旬和6月初，双方代表各三人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两次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中，重庆方面的代表虽然在承认“满洲国”、日本在中国驻兵以及“汪蒋合作”等问题上不接受日方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中日两国之间的理解，缩小距离，并同意停战后可考虑“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双方谈判虽未获实质性进展，但都不愿完全关闭和谈大门，双方商定由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同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会谈。后来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日本内阁的变动(东条英机出任陆相)，日方态度更趋强硬；再加上国内外反日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展开百团大战造成巨大影响，蒋介石集团才中断了这次和谈。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鉴于年后国民党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的加强，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开展强有力的反投降斗争，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行径。同时，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共产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的进攻，共产党及人民军队依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中共中央认为，只有进行坚定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时局的好转。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共产党员”